江沛 | 转型与塑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

来源：《史林》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江沛，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转型与塑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启示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对20—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及执政，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的核心要素，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事。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辉煌百年史，艰辛探索，由弱到强，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本文侧重研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前后的艰难转型及重新塑型，并视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定型，中国政局演变的历史走向，都具有不遑多让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

一  国际因素

放眼世界近代史的发展历程，自工业革命从英国兴起并波及欧洲大陆后，随着工业化技术的传播及欧美资本主义以对全球资源、市场需求为驱动力的四处侵略，亚非拉农业国家被无情地卷入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体系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国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体制等相应得以进步，呈现出全球同步、连接、融合的传播态势，现代性因素也随之扩散。
由于工业生产所特有的经济扩张性，掌控先进技术的欧美国家在向全球扩张同时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由此形成了对弱小民族的侵略与掠夺，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性战争持续不断，特别是让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了欧洲各国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刻反思，促使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成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大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率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体制，在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陆续爆发革命并建立政权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渐次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初显。与此同时，亚非拉各洲的埃及、朝鲜、印度、墨西哥、摩洛哥、巴西等国，都陆续爆发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也造成世界格局的深刻动荡。
为了扩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为了实现在远东地区反对欧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政治目的，俄共（布）党在1919年3月主导成立了共产国际，以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革命、建立相应力量、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为目标。在远东地区，庞大的中国既是苏联的天然地理屏障，又是遏制日本势力进入亚洲大陆的前沿，苏联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积极推动中国革命以实现遏制日本、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多重战略意图。
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经维经斯基、尼科尔斯基、马林等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积极协调，分布在多个省份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终协同起来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之一，服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发展大局是其组织属性之一。在此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即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特性了解不深不透，特别是在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仍然凭借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践成功、共产国际的绝对权威、中共党对活动经费的急切需求，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目标、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进行硬性约束，对1927年8月后中共武装斗争的城市暴动模式甚至具体的战役举行，都拥有巨大的发言权，根本上影响着中共革命的走向、模式，直接导致中共中央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错误判断，导致红军攻打大城市屡战屡败，在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五次“围剿”中陷入被动并被迫战略转移。
对共产国际的指导要辩证地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负有重要的助产之功；在中共早期发展中，共产国际政治指导、组织建设乃至经费援助至关重要。自中共一大始直至1927年大革命结束，共产国际即根据中共中央提供的预算按月发放活动经费，有时还增加发放特别经费，提供的经费不少于100万美元。直至1927年8月后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并在南方山区开辟根据地，才初步实现经济自立。1936—1937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财政援助即在200万美元以上；抗战全面爆发后至1942年，除去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外，共产国际向中共承诺援助经费341万美元，目前资料确认收到131.3万美元。在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苏维埃革命及苏区根据地的建设中，共产国际通过多种途径予以政治指导、军事指挥和战略布置，作用不可或缺；而在对于中国革命是否有高潮、高潮何时到来以及移植苏俄革命模式方面，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模棱两可的指示以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时期中央政治局的盲目执行，负有不可推卸责任。资料表明，斯大林曾坚决否定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的判断，至于实际执行中何以如此，是值得再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了强调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探索而全面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决策和指导作用，是不符合史实的。
这一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秘密组织，历经独立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乃至大革命失败的跌宕起伏，逐步向一个能发动工农运动、揭竿武装暴动的革命党转型；在指导思想上从机械理解马列主义、照搬十月革命模板、强调城市暴动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苏联革命模式，逐步向在多省交界山区建立根据地、以乡村动员壮大红军力量、进而再夺取中心城市乃至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演进。中国革命道路的建构，直接影响此后革命的方式、路径乃至对革命合法性、形象及政治文化的塑型。
国际因素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相关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因果关系。


二  地域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信仰、宗旨、组织形态、内部机制、阶级基础和斗争方式等，具有工业化时代现代政党的显著特征，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时代先锋队的特色明显。但因处于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变动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偏远山区的乡村为生存根据地，地理条件相对封闭（起于华中地区两湖、赣闽交界的山区，长于以大青山与黄河为天然屏障的陕甘宁及太行山区），农民占组织成分90%以上，旧有思维及行为方式保存相对完整，改造极其困难且短期难以见效，农业社会的地域文化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党组织的机体及运作方式中。而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执着强悍，陕甘文化的独立抗争、艰苦自强，晋冀鲁豫文化的地域强性、兼具包容、厚重凝练，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及实践中渐染风气。显然，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虽持续变换，但在时代文化与地域文化交相熏染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新旧杂陈、中外共存的时代特点。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具体化的巨大整体，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化的构成和民众集合体，它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与文化之中，一直在试图更新所处社会的陈旧束缚，但又深受其影响。这一观点的核心理念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经晚清、民国社会80年新旧交替的变革，一方面传统中国的经济方式、家族社会、地域文化依旧缓慢延续，但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冲击、国际化融合的背景下正发生着深刻的分裂。公认的事实是，东部沿海的粤闽江浙鲁冀（以京津为要），位于中国国际化、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域，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由此地区开展；中部的楚湘豫冀交通便利，以中心城市工业化为钥，带动周边经济逐步变革，但山区较多，封闭性强，具有交通便利与阻塞的双重性，便于由先进思想动员下的武装力量的生存。
中国革命在各地的民众基础，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中共早期党组织的活动多发生在各地中心城市，与工人阶级的成长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在主导党的前期发展时，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交通与通信极其重要，数量较少的知识分子无力深入乡村进行政治动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多是直接来自乡村和城市各阶层，其阶级意识正在萌芽中，政治觉悟也在成长中，不少罢工多是因争取经济待遇而起。加上大城市均为各地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中共革命在城市发动罢工可以，但采取暴动形式掀起浪潮的困难极大。各地乡村则因近代外贸经济的冲击导致传统农业及手工业发展困难而陷于凋敝。陕甘宁地区人稀地少；两湖、江西人多地少；太行山偏远地区相对封闭，生产原始；华北灾害战乱不断，赋税矛盾突出。所有地区的乡村表现出经济贫穷、社会治理混乱、匪盗盛行的共同特征。
中共的指导方针是统一的，在弱势的对敌斗争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各地的动员模式、组织形式、斗争特征仍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在湘赣边界、闽浙赣、鄂豫皖等多省交界山区，交通不便，土地缺少，经济低下，苏区革命就要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筹备红军生存所需经费，激励农民生产，利用地理条件与敌周旋；在陕甘宁地区，经济贫瘠、人口稀少，山地众多且耕地稀少的地理条件，导致抗战时期中共的革命动员采取与地富阶级妥协、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动员广大女性参与乡村管理及后勤等工作，形成抗战时期独特的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在太行山上的太行、晋察冀、冀鲁豫和东部的山东根据地主要区域，山地为主，可以开垦的耕地稀少，占地多的大地主极少，亩产量低，乡村“能人”少，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既可大幅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可以照顾地富阶层的利益，达到动员的“双赢”效果。
在中共党组织发展及建设过程中，地域文化的塑造有时也是党内对形势判断、军事决策、乡村动员甚至解决矛盾方式形成不同风格、不同作派的重要内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内经历了陈独秀脱党，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路线的急躁冒进和盲目崇俄，张国焘叛逃等重大事件，表明党内对于究竟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由谁指导革命等问题存在纷争。在各苏区普遍发生肃反运动时，错整甚至错捕红军干部时有发生，但各地的处理方式差异较大；各地斗争地富的手法也有很大不同。从中共党早期宣称“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甚至采取攻击政策的激进色彩，到此时形成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有效实施，除了时局需求外，事实上也是对革命参与者中存在多元地域文化、不同阶层利益的认可。中共生存于这个变动时代，显然不能自外于此。
地域文化与不同地域的中共党组织的成长及党员群体行为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需要认真、深入地加以探讨。


三  构成转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强调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20世纪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共党的组织成分发生了从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向知识分子、工人为主的扩展，再到工农成分居多直至以农民为主体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中共党生存环境、斗争条件及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多个早期共产党组织集中在交通、信息和工业相对发达的东部城市如北京、上海、济南、广州、武汉、长沙等地，50余位成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如以李大钊为中心的北京早期组织，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上海早期组织，以毛泽东、何叔衡为核心的长沙早期组织等，构成此时中共组织的核心。
此后历经国共合作及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中共的群众基础迅速扩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中共影响下的工会组织有166个，参与工人达54万余人；在广东，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20余万人；各地学生联合会成员数百万名。1925年10月，中共党员增至3 000余人，滇桂皖闽此时也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共党员共有57963人，两湖占26万余人，江浙有13万余人，广东9027人，江西3 000余名，6省就高达51万余人。在阶级构成上，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在性别上，男性占91.73%,女性占8.27%。党员构成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工人、农民成分的党员飙升至69.5%，知识分子仅占19.1%，在以发动工农运动为主题的大革命中，中共组织构成的变化实属必然，也更加符合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政党属性。
1927年4月的大革命失败，中共党组织破坏严重，党员被杀、被捕或脱党现象严重。之后中共转入展开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军事斗争，跟随红军在多省交界的山区活动，发动农民，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党意识到，在乡村和军队中几乎没有党支部是一大组织弱点，必须加以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共党组织构成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结构的重大转型进程中，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党曾将大革命失败归因于领导层“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的缘故，在要求各地超越条件进行工农暴动的指示无法贯彻时，归因于知识分子机会主义式的“犹豫动摇”，机械理解马列的理论化论述，并由此进行以工人出身者大批替换各级党组织中知识分子干部，甚至全部替换工会机关干部的调整。基于视野、知识为根基的政治判断、指挥能力顿陷被动，为此后多年间极“左”盲动主义的盛行造成了氛围。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适应期，中共党主体从城市转移至偏远山区的乡村，建立起红军，中共党员得以逐步恢复和增长。1930年前后，随着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根据地的建立，成立了30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此时，农民组织有数百万人，青年组织160余万人，互济会86万余人，赤卫队在百万人以上，赤色工会有10万余人。1933年，全国的中共党员近30万人，中央苏区占44%，工人成分平均占25%。1939年，陕北边区有731个中共基层组织，党员3万人，其中农民出身者占79%，工人占16%。中共党的组织构成明显发生了农民占据主导地位、工人成分大幅下降的变化。然而在中央及省一级领导层里，知识分子占70%，工人占20%、农民占10%；在地委一级，知识分子占80%，工人占10%、农民占10%；县委一级知识分子占60%，农民占30%，工人占10%；区委一级，农民占60%，知识分子与工人出身者各占20%。这一构成表明，在中共党内，基于区域战略和全国战略的考量及执行，具有相当知识和视野的知识分子，更适合担当中上层职务；而中下层需要接地气地展开动员及游击战，自然是当地出身、深知区域地理和习俗的农民出身者更为适宜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党员数量严重不足，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中共党的主体成员出身，明显发生了从知识分子化向工农为主转变、再向农民出身占据主体的构成转换，既可看成是在近代工人阶级持续壮大基础上中国革命受苏俄革命及共产国际推动下的自然产物，也可以看作为中共党向下扎根直至以广大乡村为根本、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典型体现，是时代、地理和文化诸因素的综合选择。
组织构成与中共革命的空间转换间，是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关系，对于中共其后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内生逻辑关系和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四  革命模式

任何一个近代国家的革命模式，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选择，中西交汇，新旧杂陈，也有一些内在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规律，至于其最终呈现的特征，往往是由本国的内在因素及逻辑所决定。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1840年西方打开国门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体现出以外贸拉动经济发展、工业化渐次展开、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形态。其中，东南沿海城市及周边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中西部则处于经济的末端；在产业上，全国仍是以农业为主体，1930年代，GDP中工业产值仅有12%；工业制造和来料加工业集中在东南港口城市，中西部多为传统手工业和农业。从效益上讲，东南沿海城市及周边乡村转型最大，效益最好，中西部处于产业末端，效益最差。在空间构成上讲，东中部城市数量不多，经济辐射力有限，东部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的工人数量在百万以上，占人口比重较低，以上海、青岛、天津、广州等地为主，待遇差但收入高于农民，利益诉求以提高经济收入为主；占人口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农民，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末端，收入极差甚至出现不少群体性贫穷和生存困难。
因此，从潜在的革命诉求中看，中西部农民比东部城市工人更易接受革命动员，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的既得利益面前，贫穷至极的农民追求革命的群体信念会持续强化。
1924—1927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此时，共产国际怀疑只有数百名党员的中共能独立夺取革命胜利，以国共合作方式扩大反对北京政府的力量，或许是一个自然选择。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工农运动中锻炼了动员民众的实践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动员经验。1927年国共分裂后，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共，因实力有限被迫转移至乡村寻求生存空间。这一生存空间的转换及几度夺取长沙、武汉等城市的失败，终致中共党人明白，中国革命模式不可能沿袭苏俄城市暴动带动乡村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的高潮也无法迅速到来。
从地理空间和人口聚集上讲，中国的中西部拥有更多的山脉，也拥有更多具有潜在革命诉求的贫穷农民；东部多为平原、丘陵地带，城市及现代工业多汇聚这里，工人数量有限，也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发生革命的条件并不完善。
任何新事物的诞生多自仿效移植而起。中国革命的发展无前例可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最初移植苏俄式的城市暴动带动乡村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模式，也是情有可原，但因工人阶级数量较少且缺乏其有力支持，且因城市为国民党统治中心而难有作为。1927年后，在一代雄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家的探索中，立足多省交界偏远山区发展游击队并建立苏区，成为中国革命模式由国际化向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转型。经历长征后，这一转型的探索在抗战时期华北、华东根据地的建设中得以逐步塑型。从理论化总结上讲，在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形态得以具体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
由于各地经济条件、地理时空不同，革命的条件也不同，中国革命在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宏大模式同时，各地的具体革命形态有一定的差异性。以往诸多党史著作多以宏大模式为叙述主线，把共产国际指导—中央指示—各地响应并行动，视为单一的统一形态，忽略了对于各区域、各根据地、各区域、各乡村的革命自主性的探索；在高扬解放贫困人民、建设富强国家的崇高追求同时，忽略了参与革命的各类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事实上也就遮蔽了各地革命的具体实态及多样性，导致对于中国革命的艰苦性与复杂性深入理解不足。
中国革命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转型和重新塑型，充分体现了上述国际因素、地域文化、成分构成的要素，相互间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交互式影响，也创出了有别于苏俄革命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结  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成长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期，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型及其塑型，发生于此，既有这一时期国际共产革命风潮推动的时代条件，又有转型期中国社会与文化急剧变动的催生，是中国向工业化迈进中各阶级力量对比的自然结果，是中国产业结构、地理条件、空间形态的必然选择。导致革命发生及成长的诸种条件，在此后革命成功中各擅胜场、叠加运用，自然可以说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中国革命模式的“以俄为师”以及自主演变为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蕴含着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是人民的选择这一理论化概括的精义。
截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影像进行考察，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既有时代背景，又有历史推力，在它身上烙刻着中西、新旧的印记，具有多重特性。因此，必须要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外动因，从更广大的国际视野思考中国共产党成长这一重大历史现象的产生及其影响至今的重大价值。

转自《史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