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党的组织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 - 智学课程网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始终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建立百年来，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所进行的组织建设，经历了奠定基础、曲折前行、全面推进、全面加强的演进过程。百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主要有：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为党的组织建设铸魂；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必须把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必须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必须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中心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总布局中最先推进的一个方面。党章条文中关于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等规定，都属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内容。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成果能否落地生根，完全取决于党自身组织建设的质量。党的组织坚强有力，党的整体工作就容易推进，反之必然会影响到党领导的事业。党的组织建设包括组织路线制定、民主集中制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组织纪律建设等。本文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组织建设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供历史借鉴。

1921 年，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成立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大众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组织建设正是这个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逐步开创的过程。

1921 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明确党的任务是“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 年党的二大提出“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要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1923 年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 年，党同时成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工农部。在明确大的“群众党”定位的基础上，党进一步形成工农运动与组织工作须臾不可分离的观点，并在实践中逐渐将工农部的职能划归组织部，最终撤销了工农部。从而将党的组织工作与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建设广大群众性的大党的方向。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但对“苏维埃管理制度”的内涵没有作具体说明。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为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提出要“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1927 年，党的五大授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正式提出“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确立，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政党。

党的一大召开时，由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不健全，只设立由 3 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党的二大选出由 5 名委员和 3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此建立了正式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的三大既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也组成了中央局，以利于中央工作的开展。为了适应群众斗争高潮的需要，1924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会后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共同设立组织秘书部，毛泽东同志兼任中央组织秘书部主任。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所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决定，采取 3 人即可成立支部、简化党员入党程序、在其他政治组织中组织党团以及成立中央组织部等具体措施，切实增强党的组织力。之后，党中央建立了一套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监督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其主要内容为沟通中央与地方关系和要求地方定时向中央作工作报告。至此，党的组织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27 年，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党员队伍数量有了大幅增加。

党在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组织建设成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局和大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但由于这一时期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和实践皆有不足，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缺点，而“在组织工作上之主要的缺点，就是缺少了正确的路线与系统性；工作进行多带有偶然的性质；没有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没有用方法来肃清组织工作的缺点；没有建立全党由上至下的明确的、坚定的组织路线；没有设立有系统的监督来保证这种路线的巩固”。

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及时制定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要“改正党的组织路线上的机会主义，和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1928 年召开的党的六大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落实党的组织路线扫清了障碍。同年，周恩来同志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之后，党的组织建设成效得到明显提升。与以往中央通过发布通告并敦促地方上报情况的松散管理方式不同，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具体的人事工作，经常性地直接参与对具体组织工作的处理，党的组织呈现中央和地方紧密关联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党的组织建设逐渐形成了党的干部选拔培养系统化、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自下而上的思路，以及党的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等工作方式。经过 1928-1930 年的努力，党的组织建设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个大的“群众党”所应具备的工作经验和基本程序。

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在着重强调思想建党的同时，对党的组织建设给予了充分重视，要求“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针对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下简称红四军）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必须在组织上严格贯彻集中的领导体制；针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出现的以地方主义、亲情关系、家庭观念为主要特征的问题，《决议》提出了更严格的干部选拔标准、更完善的干部小组编制办法和更严肃的干部党员教育内容；针对党员队伍涣散的问题，《决议》提出了“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的党员条件。《决议》还就党的纪律、党内上下级关系、军队内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等方面作出规定。《决议》在实际执行中远超出红四军的范围，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党内一切政治生活都需要通过支部开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旧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效明显。1927 年 9 月进行的三湾改编，明确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1931 年 11 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从 1932 年开始，中共苏区中央局每年在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一次支部改造运动，并抓紧对新支部的建设工作。这一时期，党的基层支部建设卓有成效，部分地区甚至在村一级建立了党的小组，党得以在一个村的群众中发挥核心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三次出现“左” 倾错误，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表现为党员发展“唯成份论”、党的机关“工农化”，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党内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一系列关门主义的做法，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 90%，在白区几乎损失殆尽，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同时也为纠正党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奠定了组织基础。同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同时提出“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有力的组织工作相得益彰，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作了充分准备。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开始。为了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加以推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党在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思路。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全民族抗战之初，共产党员的人数很少，只有 4 万多名，且主要集中在军队，这种组织状况显然不能保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同志于 1937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并在同年 10 月《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以专题的形式强调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问题，提出要“从苏区和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把“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 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党中央于 1938 年 5 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了新形势下大量发展党员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任务要求，以及新党员教育等问题。同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建设全国性大党的任务。在上述精神的指导下，党员队伍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到1938 年年底，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开始时的 4万多发展到 50 多万。这表明，党的组织已经走出狭小圈子，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到党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党的文化水平，不仅适应了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也对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和新中国建设发挥了极大作用。鉴于党员队伍和党组织迅速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党的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讲话，例如，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如何做一个合格党员的问题，对党员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特别是 1941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于全党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建设坚强、统一、集中的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中央领导机构是党的组织体系的中枢和关键，是发挥党的领导力最为重要的组织保证。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大力推进中央领导机构职能改革。1937 年，中央相继下发《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提高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提出中央政治局的任务为“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之一切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工作”，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会议前后期间，遇有新的重大紧急事变发生，不能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得作新的决定，并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决议和电文，但事后须提交政治局会议批准及追认”，这意味着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已经摆脱其设立之初的“行政辅助部门”地位，在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发挥着实际且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建设也针对根据地扩大和各级组织成员数量增长的现实作出了必要的改革。例如，精简各级党组织编制以充实基层、赋予中央局以“准行政层级”地位、在地方党委委员会中设置常委、继续提高党支部下设的党小组的地位等。这些举措使党的组织体系大大加强，较好地适应了发展进步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需要。

鉴于全民族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边界和区划变动不居，各类抗战组织间关系不明、各根据地党的组织状况千差万别，“山头主义”普遍存在的问题，明确各方面关系成为提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的重要方向。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并实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大举措。1942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对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下级组织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决议、中央局及以下各层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办法、军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关系、党委与政权关系、党政军与民众团体关系、游击区领导机构建设特殊化、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加强对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以一切为了打赢战争为最高原则统一各根据地的领导等内容都作出详细规定。《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解决党政军民及党内上下级之间组织关系不协调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为实现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组织制度保障。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走向成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强调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全面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提出要善于识别、使用、爱护干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在选用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为了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严肃批评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批评了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随意惩办同志的“左”倾错误，纠正了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左”倾错误，这标志着党的干部政策步入正轨。

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中，各级党组织都把大力发展党员作为巩固和发展土改成果的重要环节，党的组织因此得到很大发展。但在战争和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对此，党中央决定结合土改进行大规模的整党运动。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党内倾向问题及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强调绝对不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倾错误。1948 年年初，中央相继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等文件，强调要反对错误倾向，提出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方针。中央还向全党推广平山县开门整党的经验。1948 年 5 月，中央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规定了整党的方针和政策，指示各中央局和分局按照政策实行整党，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顿工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到 1949 年 3 月，大部分老区半老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为争取土改和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农村地区进行开门整党的同时，已经解放的城市地区开始公开建党。1949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的组织建设要围绕在城市中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展开，提出党在城市公开建党，重点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同时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和旧人员，大量培养提拔新干部和工人干部，以解决管理城市和工业的干部不足的问题。公开建党很快见效，弥补了过去长时间秘密建党之不足。从秘密建党转向公开建党，是党的组织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请示报告工作是建党初始就着手进行的一项组织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党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建设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请示报告制度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1947 年 2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决定按照党的七大已经确定的原则在军队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这是在战争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情况下军队领导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1948 年 1月和 3 月，毛泽东同志先后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不仅明确规定各有关方面必须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也对地方报告的内容、发送方式、发送频率、写作风格、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如何保证中央的知情权以及中央权威作出具体规定。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定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请示报告制度建立过程中，党中央不是仅仅制定目标，而是通过严厉督促、转批报告、综合通报和个别指导等形式，促进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并开展检查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对有些地方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为此，全党进行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

在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党中央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强调党委集体领导，实行民主决策。在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强调“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是完成九月会议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这次会议专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对建立和扩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作出具体规定。会后，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强调各级各部门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需提交委员会充分讨论后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1949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如何做好党委领导工作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党的组织能力和组织体系提出了新要求。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1949 年11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党在政府机构建立自己的系统的组织机构，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1954 年6 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同级别的党组织相应撤销，撤销后大区的主要职能收归中央，党中央权力得到加强。1955 年 6 月 10 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除了应对党全面执政之后地方工作量剧增的现实之外，另一个重要考量是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系统形成对接。自 1955 年冬季伊始，在之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实行了并乡撤区工作，以减少领导层级，加强乡级领导能力，充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骨干。1956 年年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中央决定在所有企业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同期，党在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中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过渡时期，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为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强大的组织基础。

1949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之初的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犹如各级党的宣传部和组织部一样”，工作形式主要是“被动地受理党员违犯党纪的案件”。1952年 2 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配备专职的纪律检查干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合署办公。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与所代替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比，在机构职能和领导体制上都有明显变化。从机构职能看，监察委员会不仅要管党员违纪问题，还要管党员违法问题，同时还要主动开展经常性监督工作；从领导体制看，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同级党委指导下工作，但同时党的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监察下级监察委员会工作。这表明，除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外，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事实上施行双重领导体制，这一体制有利于加强监察委员会对同级党委的监督。

1949 年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党的七大时的121 万人增长为 450 余万人，一大批在革命胜利前夕入党的新党员在给党带来生机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党在组织上、思想上不纯的风险。同时，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也产生了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思想情绪。这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1950 年 5 月，党中央在《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提出，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方法，用 3 年时间分步骤完成整党。同年 6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应在 1950 年的夏秋冬3 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1 年 3 月，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问题，制定了入党的八项标准。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的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三反”运动开始后，中央结合新形势决定“在整党建党的步骤上与方法上，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普遍将整党与“三反”、“五反”和“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等群众运动有机结合。1954 年春，大规模整党运动结束，共有32.8 万人被清除或劝离党组织。同时各级党组织还注意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共吸收新党员107 万人，这些新党员很多成长为党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型干部，在各条战线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从组织上确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1953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围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配备干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的技术人员，大量培养新干部，全面审查干部。过渡时期，党的组织除中央一级以外实际都处在一种剧烈扩张和变动的状态中。干部队伍的剧烈扩张和调整，叠加老干部城市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加强干部教育的紧迫性。为此，党建立了以各级党校为核心的党内教育体系，明确各级党校的教学方针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当务之急是调配和培养一批品学兼优的教员队伍；工作重点是实行校长负责制和党委会，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执行和教学任务计划的完成。通过动员包括党校在内的各类教育资源，到过渡时期结束时，党的干部队伍已经初步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半文盲占大多数”的困境，干部队伍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1954 年 2 月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该文件强调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是决定革命胜利的关键。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对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党加强了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增强了全党的团结。

毛泽东同志多次论述了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早在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7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在同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将“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作为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1962 年初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提出“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1956 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则明确提出党的正确领导问题，强调“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将发挥党的正确的领导作用等思想写进党的八大重要文件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领导权认识的深化。

党的八大对加强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作了集中阐述，其中包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进行长期斗争；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发挥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作用；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规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包括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的下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对个人崇拜；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要不断地为提高党员标准而斗争。1962 年 1 月，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强调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民主集中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1962 年 10-12 月，中央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执政党如何建设的问题，会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根本制度，要永远坚持这个制度，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和措施，凝聚了党执政 13 年来的党建经验，对于当时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出现严重曲折，主要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探索执政党组织建设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也给党内政治生活带来消极影响。1959 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仅在政治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升级并延伸到党内和党的高层，在组织上也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使党难以防止、抵制和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顺应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党的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979 年 7 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部分海军同志时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 这就将党的干部政策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1979 年 9 月，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就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从而为新时期党的组织建设指明方向和任务。同期，党中央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1980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要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正式提出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想法。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将老干部腾出位置让年轻干部上来接班，实现干部队伍 “四化”比喻为一场革命，是关乎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干部队伍建设。

鉴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党员干部思想僵化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总结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使党的规章更加完备，更加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专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准则》对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 年8 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以加强党内民主为主线，深刻剖析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其原因，并提出未来一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路。历史转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特点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表明党的组织建设重新回到正轨，并找到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二大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不再实行中央委员会主席制，而是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规定在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党的十二大后，中央、省、地、县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工作逐级展开，出现了干部之间以老带新、相互合作的团结局面。党的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对中央书记处的产生办法和职能作出重大修改，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变更为“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职能由“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变更为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些举措推进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用制度保障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针对党内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根据党的十二大的部署，1983 年10 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了整党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从 1983 年下半年开始，至1987 年结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这次全面整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不搞群众运动，整党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等。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进行经常性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加强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顿纪律、清除腐败分子、处置不合格分子、吸收先进分子、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这些经常性工作做好了，我们就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党遇到了严重挑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特别强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989 年8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按照文件精神，党组织在 1989 年秋至 1990 年，对政治风波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查、清理工作，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一次党员重新登记。同时，积极发展在一线工作的优秀分子入党。党还采取措施，抓好基层党组织尤其是高等院校、企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并普遍进行了党员评议工作，加强了党员队伍建设。

从 1979 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问题。党的十二大新修订的党章追认了前一阶段关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离退休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年龄作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干部离退休制度的确立。之后，党加快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和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较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时下降了 10 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年龄也有较大幅度降低，这标志着党在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从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新任务。1994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1994年 1 月，党中央下发《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机制建设的重大成果，在很多地方都体现着“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的精神。1995 年 1 月，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为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保障党员权利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为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通过法定程序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为推进面向 21 世纪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党的十五大以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法规，涉及领导干部考核、党政领导机关竞争上岗、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等。2002 年 7 月，党中央印发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标志着领导干部选拔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农村基层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为新阶段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变了农村原本的集体经济结构，乡镇企业的崛起、传统宗族势力的回潮、农村人口的外流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运行等，使农村党的建设面临新情况。1994 年 11 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提出要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1997 年 1 月，党中央基于“搞好国有企业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的判断，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针对部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落实不力的问题，提出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党委政治核心地位保障机制。1997 年党的十五大后，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党加大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街道社区、社团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党的建设的工作力度，不断拓宽党的工作覆盖面。

本阶段党中央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口号，而从严治党首先就表现为严格党的组织纪律。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党的组织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工作程序作了关键性的修改，填补了过去反腐败制度上的漏洞。为严明党纪，党的十四大以后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法规和制度，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五条规定”。1994 年 3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强调案件检查工作是纪律检查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严肃党纪的中心环节。1997 年 2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印发《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具体规定了中央巡视组的组成及工作要点、地方纪委对同级党委违纪行为核实后不须经过同级党委批准可直接上报上级纪委等重要内容。纪委的地位持续提高，职能范围不断扩大，执纪程序更加独立，对从严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和六项工作。2007 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目标，明确党的建设主线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2009 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命题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建设重心在以下三个方面。

十六大党章根据新形势变化，规定允许除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缴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转变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 21 世纪党的组织建设迈出的关键一步。针对城镇化速度越来越快，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和“单位人”大量转为“社会人”的现实，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构建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大在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街道社区党建也要“把工作重点从注重创收进一步转移到搞好社区管理和服务上来”。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阐明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要求、方法途径、对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发挥了指导作用。这一时期，党内还开展了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

加强干部监督是党的十七大前党的组织建设的工作重心。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增加了“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等内容，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体系建设的重要信号。2008 年 5 月，在总结近 20年基层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保障机制建设的重大成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中要更加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强化“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价值导向。

2012 年，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目标，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明确要求。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大会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并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针对一段时期内出现的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规定，均强调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还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加强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了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使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新时代，党之所以能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力、有效地纠正了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一重大问题，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组织路线这个概念在党的六大时已经提出，在实践中党也一直执行着明确的组织路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没有对组织路线作出定型的概括。新时代，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行了概括。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指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是一个上下紧密衔接的建设范畴，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党委（含党组）、基层党组织三个层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失灵。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2012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中央政治局为表率开启了党的组织体系顶层建设的第一步。201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特别提出要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和检查工作。2016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持“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中特别强调全党要在思想上认同核心、在政治上围绕核心、在组织上服从核心、在行动上维护核心。国家机关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组织体系建设中的“最初一公里”。2018 年 2 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这一指导精神在实践中以“党政合署” 的形式表现出来。2019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国家机关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促进本单位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201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对党的地方组织如何开展工作作出详细的规定，特别强调“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书记必须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每年向上一级党委作１次全面工作情况报告，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某项重要决定的情况应当专题报告。遇有重大突发事件、重大问题应当及时请示报告……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支持和保证下级党组织依法依规正常履职。凡属下级党组织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如无特殊情况，应当由下级党组织处理”。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亲自抓党建和明晰地方党委的权责是党的地方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前者保证了地方党组织自身有力，后者保证了地方党组织在行使权力时既不能超越中央的规定，也不能侵蚀本属于下级党组织的权力，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地方有效治理的平衡。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党组职责作了充实，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规定，党组开展工作，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提高履职尽责的政治性和有效性，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履行领导职责，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这从体制机制上保证了新时代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重要作用的全面发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党的组织力集中体现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支部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最基层，直接负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地位尤为重要。201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支部工作条例》），针对过去基层支部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诸多补充性规定，《支部工作条例》的主要精神是党的工作覆盖到哪里，党的支部就必须建设到哪里。选举工作的依法依规开展是保证党的基层组织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2020 年 7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对基层组织选举工作全流程都作出了规定，其基本精神是坚持在党的上级组织领导下依法开展基层党组织民主选举。

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需要大批好干部。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党内选人用人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6 月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2014 年 1 月，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干部任用条例》的核心精神是“凡提四必”，即对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人选，要做到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党的十九大前后几年间，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制度密集出台，这些制度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吸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建设经验，在许多关键环节上作出重大修改，其中再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保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的同时，严格限制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使用条件、适用的职位和考核的方式。新时代，党以干部人事制度的衔接和配套为工作重点，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内在要求。

进行党内教育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党内主题教育呈现出多种形式紧密结合、有序开展的态势。2013 年 5 月开始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 年 4 月开始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 年 2 月开始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特别是 2019 年 6 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党内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的密集程度前所未有，执行严格程度远超预期，适应了新时代对党的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反映出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的常态化和制度化。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从以往的组织建设中单列出来，成为党的建设总布局的一个方面。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最大特点是“严”字当头，严于教育，严于治吏，严于执行，严于监督，严于惩处，这个贯穿组织建设全过程的“严”字，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同明确党的政治担当、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严密党的制度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相协调，将党的革命性锻造得更加坚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重大成就，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彰显，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得到检验，也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积累了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中推进伟大的自我革命，党的组织在实践中不断壮大，已经从1921 年成立时仅有 58 人的小党，发展到 2019 年拥有 9191.4 万名党员的大党，从当年只有若干个地方组织，发展到 2019 年遍及全国各地的 468.1 万个基层组织a。百年来，党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立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在党的组织建设百年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同样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更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群众、指导工作，是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把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作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使党的组织建设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得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组织体系，发展了 400 多万名党员，造就了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干部队伍，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用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组织建设，包括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组织建设、组织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铸魂塑型，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质量。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必须坚持在政治建设统领下进行。“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政治路线决定正确组织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正确政治路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最可宝贵的经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的规范，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纪律。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党内组织生活本质上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正是党内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对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首先要突出政治标准。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百年来党的组织建设历史表明，凡是党的政治建设加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党的组织建设就方向正确、成效显著；反之，就偏离正轨、遭受挫折。因此，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教育引导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和正确前进方向，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改革时期，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都始终把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逐步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各级组织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产生和运行，履行各自职权，承担相应职责，实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原则。通过这一严密的组织体系，党把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构成党在一切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组织基础。并通过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汇聚起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为完成党的任务、实现党的初心使命而奋斗。

新时代，党的组织结构健全、队伍规模庞大，不仅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而且有3200 多个地方党委，14.5 万个党组、工委，468.1 万个基层党组织，此外各级还设有专门的工作机构和协调机构以履行专门职责、完成具体任务。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强大的组织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新时代，要按照党的建设总要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c。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正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建强党的各级组织，使各级党组织各正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分工合作、步调一致，最大限度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

党的组织是由众多党员干部组成的，党的工作归根到底也要靠党员干部通过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目标奋斗来完成。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是要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奋斗历程中，将中华儿女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造就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繁重复杂的各项任务，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为此，党提出“要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把“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作为新时代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重点是要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就是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要重才干。“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廉洁关，严把素质能力关。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基本内涵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党建立之初已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实际上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的五大将民主集中制正式写入党章，使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有了根本制度保障。之后，党在不同时期针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民主革命时期党逐步形成党代表大会制度和代表会议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执政条件下坚持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积极探索，也走过曲折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党内民主不足的情况，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侧重于完善保障民主的一面，逐步形成了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的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组织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使坚持民主集中制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

新时代，为了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为了有效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这标志着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为了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党中央要求：“中央相关部门、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把党的组织法规和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具体化，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完善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制度并严格抓好执行，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这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