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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研究》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 [打印本页]
作者: fighter 时间: 2020-12-5 11:00
标题: 《历史研究》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
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0-12-5 11:04 编辑
作者:刘光胜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清华简等文献的出土面世,为解决《古文尚书》真伪公案提供了重要契机。从用语习惯、字词演变、文意主旨、篇目差异、文体格制、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对比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厚父》《成人》与梅赜本《古文尚书》相关内容,可知后者确系后世补辑之作。其最终成书时间,可能在郑玄之后梅赜献书之前。借助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考辨《古文尚书》真伪公案,重新探查其辑补、形成年代,总结南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辨伪方法和范式之得失,可为《尚书》学研究开辟新的境界。
关键词:出土文献 清华简 《古文尚书》 经学
以20 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古文尚书》(或称“晚书”)的考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南宋以来,吴棫、朱熹开启了怀疑《古文尚书》的滥觞。明代梅鷟撰《尚书考异》,从文献源流、语句剿袭等角度考辨《古文尚书》,真正从学术层面论证“晚书”之伪。清儒阎若璩、惠栋等将梅赜本与孔壁古文区分开来,实证与虚会相结合,从篇目差异、文体伪谬、文辞蹈袭、职官淆乱、礼制悖谬、地名晚出、历法错乱等多层面,反复厘剔,全力抉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罅漏之处。《古文尚书》出自后儒伪造的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此后张荫麟、刘起釪等学者延续阎氏辨伪理路,力证《古文尚书》晚出。其间虽有反对之声,但“《古文尚书》伪书”说一直占据学界主流地位。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再度回归。杨善群批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运用二难推理、颠倒先后、吹毛求疵、虚张声势等八种不正当的考据方法,论据似是而非,所论不确。郑杰文强调梅赜本《古文尚书》与《墨子》所引《尚书》不同,说明梅赜并未抄袭《墨子》以造作《古文尚书》,应重新审视“梅赜造作《古文尚书》”的观点。张岩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先秦两汉数十种文献与《古文尚书》字频进行检索比较,认为《古文尚书》作伪难度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此外,刘建国、胡治洪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晚书”公案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匮乏。2008 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简称“清华简”)。清华简的面世,让今人得以亲眼目睹未经秦火的“书”类文献,为《古文尚书》真伪考辨及《尚书》学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结合郭店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对《古文尚书》之真伪、辑撰时间及方法等问题再作考辨。
一、郭店简、上博简与《古文尚书》考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安徽阜阳汉简及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引发学界对古书成书问题的重新反思。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有关。李学勤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并由此切入《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指出《帝王世纪》引《古文尚书》,说明皇甫谧已见《古文尚书》;汉代“独尊儒术”后,孔氏世守家学,形成学派,《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典籍很可能陆续成书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产物,并论述了孔传本《古文尚书》在魏晋之间的传布过程和时间节点。《古文尚书》伪书说在清代已成学术定谳,李学勤关于《古文尚书》不伪的意见,着眼于新见出土文献,立论新颖,在当时“普遍相信《古文尚书》是伪书”的学术界产生了强烈震撼。
《儒家者言》等简牍帛书,大多为汉代文献,与《古文尚书》并无直接关联。而20 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简、上博简为战国时期竹简,其中征引《尚书》的部分语句,反映了战国时期“书”类文献原貌,这些引文成为学者考察《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重要参照,并将《古文尚书》真伪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郭店简《成之闻之》:“《大禹》曰:‘余才(兹)宅天心’。”西汉孔壁所出《古文尚书》有《大禹谟》篇,《孔丛子·论书》简称《大禹谟》为《大禹》。李学勤据此认为,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即《尚书·大禹谟》。廖名春持“《古文尚书》伪书”说,认为楚简《缁衣》篇所引均见于《礼记·缁衣》,所以也都见于“晚书”。但辑佚者未见郭店简《成之闻之》,所以《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未见于“晚书”,此是《古文尚书》晚出的又一证据。姜广辉认为,从上博简、郭店简到《礼记·缁衣》再到《古文尚书·君牙》,存在由质朴艰涩向修明顺畅的演进规律。《古文尚书·君陈》抄撮《礼记·缁衣》文句,在“未见圣”前加上“凡人”二字,上升到一般规律性的陈述。通过郭店简、上博简与《古文尚书》的比较,仍可看出《古文尚书》的晚出痕迹。
对此,吕绍纲持反对意见。他以郭店简举证《古文尚书》不伪,证据有三。一是篇名。晚出《古文尚书》篇名作《君牙》,与简本《缁衣》引《书》同,《礼记·缁衣》引作《君雅》,可见《古文尚书·君牙》不是抄袭《礼记·缁衣》而来。二是语言风格。《古文尚书·君牙》浅白易懂,文风与《今文尚书》诸篇古奥难晓者迥异,但《古文尚书·君牙》与郭店简《缁衣》引《君牙》几无不同。三是用语习惯。清儒姚际恒等认为《古文尚书》一律把“不”改作“弗”,把“无”改成“罔”,故意求得诘屈聱牙的效果。郭店简《缁衣》所引《君陈》用“弗”不用“不”,晚出古文《君陈》用“不”不用“弗”,可知姚氏的标准不可信。刘义峰从《尚书》传流的特点,论证《古文尚书》不伪。他认为先秦《尚书》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也存在内容不同但题名相同的现象。夏禹作为重要先王,事迹流传广泛,必有多种传本,因此不宜将《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与《尚书·大禹谟》直接“对号入座”。其他如虞万里、王世舜等学者,亦持相近的说法。
先秦时期,不同传本之间此有彼无,此无彼有,内容并不是完全等同、对应关系。如《尚书·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便不见于清华简《金縢》。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余才(兹)宅天心’”,为“书”类文献,由《孔丛子》知《大禹谟》可简称《大禹》,因此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可以初步判定为《尚书·大禹谟》的内容。但考虑到先秦时期“书”类文献多本别传,《大禹谟》不同传本之间可能存在章句差异,我们可以推定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余才(兹)宅天心’”为《尚书·大禹谟》的内容,但反过来,我们不能因为《古文尚书·大禹谟》没有这句话,便判定它必然是伪书。
先秦时期,《书》无定本,不同传本之间增减文字、改换句式,原属正常。如《尚书·康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郭店简《成之闻之》引《康诰》曰:“不还大暊,文王作罚,刑兹亡(赦)。”《尚书·康诰》“乃其速由”不见于郭店简《成之闻之》引《书》。“不率大戛”一句在“刑兹无(赦)” 后,而郭店简《成之闻之》引《康诰》“不还大暊”在“刑兹亡(赦)”前。《尚书·康诰》和郭店简《成之闻之》引《康诰》文字、句式皆存在差异。《康诰》属于《今文尚书》,真实可信。我们不能因为《尚书·康诰》与郭店简引《康诰》文字差异,便质疑《尚书·康诰》不真。同样,郭店简《缁衣》引《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两者文字略有出入,但语意基本相同,因此不能据郭店简引《君陈》与《古文尚书·君陈》文字差异,便推定《古文尚书·君陈》篇是伪作。
学界多认为《古文尚书》系抄袭传世文献而成。但吕绍纲指出,《礼记·缁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与《古文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有异;相反,《古文尚书·君牙》篇名之“牙”,与上博简、郭店简《缁衣》相同,但与《礼记·缁衣》不同,说明《古文尚书》不是纯粹抄袭《礼记·缁衣》而成,而是另有来源。
《今文尚书》诘屈聱牙,《古文尚书》文从字顺,辞气缓急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参照,但不能绝对。《金縢》篇属于《今文尚书》,语意晓畅,有学者曾怀疑它是伪书。但清华简《金縢》的面世,平息了疑虑。对于郭店简、上博简而言,由于引《书》数量少而且内容琐碎,未见全篇面貌,很难从辞气缓急的角度来衡量《古书尚书》真伪。
马王堆汉墓帛书《二三子问》孔子谓:“故曰‘德义无小,失宗无大’,此之谓也。”《墨子》引《书》作“得玑无小,灭宗无大”,篇名为《禽艾》。廖名春认为,《古文尚书·伊训》“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是袭用《说苑·复恩》“德无小”之误读。实际上,《吕氏春秋·报更》《说苑·复恩》只有“德无小”一句,没有“坠厥宗”一句,《古文尚书》辑补者单纯改编《说苑》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书”类文献流传过程非常复杂,不同传本之间,文字、句式差异很大。郭店简、上博简所引《古文尚书》篇目为《尹诰》《君陈》《君牙》,共计三句话,材料太少,且零散琐碎,很难概括出先秦“书”类文献的用语特征或规律。《古文尚书》辑补者将《尹诰》定位在太甲之时,《史记·殷本纪》却说是商汤在位之日,古文作伪的端倪,凭借郭店简、上博简无法完全彰显出来。特别是《古文尚书·君牙》篇题中的“牙”字,与《礼记·缁衣》引《书》不同,却与郭店简、上博简相同,暗示该篇可能不是纯粹抄袭《礼记·缁衣》而成。因此,郭店简、上博简所引“书”类文献资料虽然弥足珍贵,却不能为“《古文尚书》伪书”说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撑。
二、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尚书》之《太甲》《咸有一德》
与郭店简、上博简及马王堆帛书中以引文形式出现的“尚书”不同,清华简“书”类文献以整篇形式出现,为“晚书”真伪考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支撑。首先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的是清华简《尹诰》篇。整理者注意到清华简《尹诰》与孔传本《咸有一德》文本内容全然不同,主张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廖名春指出,清华简《尹诰》篇中与伊尹对话者是汤,而非太甲,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杜勇认为《咸有一德》在《书序》和《殷本纪》中所列次第,充分说明《咸有一德》为伊尹诰汤之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节,晚出《咸有一德》是伪非真,铁证如山。
而另外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黄怀信从“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的作用入手,强调该句作为《咸有一德》全篇核心,前后文逻辑严密,具有原创性。《咸有一德》当不晚于简书,不可能是魏晋之人伪造。虞万里持“《古文尚书》二次整理”说,认为《咸有一德》很可能是孔安国阐述《尹诰》经旨之传文,由孔氏或其弟子完善记录后上送秘府。逮及曹魏立古文博士,寻访《古文尚书》逸篇,整理秘府旧简而成。杨善群认为,历来《尚书》各本均无《尹诰》之篇名,清华简题名《尹诰》是误读《礼记》和郑注所致,进而怀疑清华简《尹诰》是战国时人编造的有关伊尹与汤事迹的习作。
为便于论证,我们不妨先将相关语句摘抄如下:
1.《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2.《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
3.郭店简《缁衣》引《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
4.上博简《缁衣》引《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
5.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
又:
1.《古文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2.《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3.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
《礼记·缁衣》引《尹吉》,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郑玄认为“吉”是“诰”字之误,《尹吉》就是《尹诰》。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引“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皆称出自《尹诰》,正与郑玄之说相合。清华简《尹诰》虽没有篇名,但《礼记·缁衣》两次引用《尹吉(诰)》,一是“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二是“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皆见于清华简《尹诰》。《礼记·缁衣》引《尹诰》后半句“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当读为“自害有众,丧亦惟众”,与清华简《尹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句意也非常接近。
《咸有一德》,郑玄《书序》主张在《汤诰》之后。《史记·殷本纪》以为在《汤诰》之后《明居》之前。《咸有一德》在郑玄所记《书序》和《史记·殷本纪》中所列次第,充分说明该篇发生在商汤当政之时,与清华简《尹诰》伊尹诰商汤的时间节点契合,则清华简《尹诰》为真古文《咸有一德》无疑。因此,以清华简《尹诰》为依据,我们可以反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的伪迹。
其一,时间节点、诰辞对象谬误。清华简整理者已经指出,《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汤践天子位后,介于《汤诰》《明居》之间,而孔传本及《书序》则以为太甲时,列于《太甲》三篇之下,与《殷本纪》不合。司马迁曾问学于孔安国,孔安国亲见孔壁《尚书》,所说自属可信。现据简文所叙,时在汤世,伪《咸有一德》谬误明显。郑玄注《礼记·缁衣》云:“《尹吉》,亦《尹诰》也。……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郑玄说伊尹最初在夏为官,此时已回商都,则可确定《尹诰》为伊尹诰商汤之辞。清华简《尹诰》“挚告汤曰”,正与郑玄之注解同。伪《古文尚书》作者将《尹诰》(《咸有一德》)理解为伊尹诰太甲之文,是严重误读。
其二,任意割裂篇目。据清华简《尹诰》和《礼记·缁衣》,“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和“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皆属于《尹诰》一篇,而《古文尚书》作伪者将之分开,一为《咸有一德》篇,一为《太甲上》篇。篇目割裂,明显暴露出其造伪的痕迹。在作伪者看来,“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是讲君臣皆有纯一之德,“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是讲夏代先王君臣以忠信为本。两者主旨不同,合并则无法连缀上下文,所以分为两篇。
其三,人物称谓错乱。伊尹之母居于伊水之上,所以他以伊为氏,名挚。清华简《尹诰》:“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日(田)邑,舍之吉言。’”从清华简看,伊尹的称谓有三种:一是按照古代礼制,君前臣名,清华简《尹诰》伊尹与商汤的问答中,自称其名“挚”,合乎礼法(《礼记·曲礼上》:“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二是清华简《尹至》《尹诰》所载君臣对话,伊尹用第一人称代词“余”、“我”,但从不自称“尹”。三是史官叙事之辞,称“伊尹”为“尹”。
《古文尚书·太甲上》:“伊尹作书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尔雅·释言》:“尹,正也。”尹是古代官名,为伊尹担任的官职。伊尹在商王太甲面前不能称“尹”,应自称其名“挚”。“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作为史官叙事之辞,自无不妥,但在《古文尚书·太甲上》篇,却是伊尹自言。《太甲上》伊尹在太甲面前自称“尹”,将史官叙事之辞混入伊尹之语,此为作伪者采缀他文编入己书的证据。
其四,对于“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句意存在误读。《礼记·缁衣》引《尹吉(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东汉时期,《尹诰》已经亡佚,但郑玄根据《缁衣》的不同版本,说《尹诰》存在异文:“天”或作“先”,“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从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看,“天”不当作“先”,“见”当为“败”,“邑”不当为“予”。
《古文尚书·太甲上》云:“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作伪者不明此句真实含义,认为“天见”讲不通,遂取“先见”为说。“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意为上天因为夏桀暴虐百姓而让其灭亡,在《古文尚书·太甲上》则为夏代先哲王注重忠信而得以善终,句意完全颠倒。
其五,《古文尚书》以篇题为主旨,违背古书命名原则。古书命名,往往抄撮首句要语为篇题,与文章主旨无关。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清华简《尹诰》讲述伊尹向商汤建议妥当安置百姓等事。“咸有一德”非文章主旨,之所以成为篇题,是因为它位于该篇首句位置。《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以“咸有一德”为中心,紧紧围绕君臣同心同德展开论证,说“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假托伊尹之言,全面阐发“咸有一德”的重要意义。《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德” 字共出现15 次,其中“一德”出现4 次,“咸有一德”已经变成贯穿全篇的主旨,违背了古书命名的基本规律。正如阎若璩所谓:“(《咸有一德》)通篇将题字面纠缠缴绕,此殆学语者所为耳。”
此外,从出土材料看,商周之际第一人称代词用“朕”、“我”、“余”、“余一人”,但不用“予”字。清华简“书”类文献未见“予”字,符合早期的用字习惯。《古文尚书·太甲上》:“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太甲上》伊尹自称“予”,与商周时期语言特征不合,也可证其晚出。《古文尚书·太甲》三篇为一整体,上篇为伪作,则中、下两篇也很可能是后人补辑之作。
总之,《尹诰》本为伊尹诰商汤之辞,《古文尚书》却将它定为伊尹诰太甲之文。清华简《尹诰》与《礼记·缁衣》引《书》相互印证,可知“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和“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皆属于《尹诰》一篇。而《古文尚书》作伪者却析为两篇,一为《咸有一德》,一为《太甲上》。《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为夏桀暴虐百姓而亡国的前车之鉴,到《古文尚书·太甲上》竟成了夏代先哲王注重忠信而得以善终的成功经验。时代错位,篇目割裂,句意误读,根据残存引文改换文章主旨,《古文尚书》作伪痕迹昭然。由清华简《尹诰》,可推定《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及《太甲》上、中、下三篇皆应是伪作。
三、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
清华简《尹诰》无篇名,学者或质疑其非真正的《尚书·尹诰》。然而,清华简《傅说之命》自带篇名,为《古文尚书》公案的解决提供了关键证据。李学勤指出,与清华简《说命》对照,梅氏所献《说命》除从先秦文献中摘辑的语句外,全然不同。裘锡圭认为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伪《古文尚书·说命》,除传世古书引用过的文句外,毫无共同之处,绝不能以“同篇异本”解释。杜勇将两者文本差异归纳为文章体例不同、话语主体不同及篇章结构不同,主张《古文尚书·说命》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竹简本不同,再次证明前人把“晚书”二十五篇断为伪作,铁案如山。程薇强调《墨子》引《术令》文句实为《说命》,却被排斥在传世《说命》篇之外,《相年》文句非《说命》,却被编入《说命》篇。《古文尚书·说命》三篇,是后人搜集先秦秦汉文献有关傅说的各种材料,重新编写而成。
针对以上诸说,杨善群认为神怪故事非《尚书》所宜有,时王命语冗长不切实际,傅说言论庸俗而无所作为,因此简本《说命》是战国时人编造的游戏之作;张岩强调《尚书·说命》内容精致典雅,多格言警句,而清华简《傅说之命》内容生涩浅陋,乃敷衍成文,属于后世赝作。
笔者认为,简本《傅说之命》不可能是后人伪造,《古文尚书·说命》存在作伪的嫌疑。
1. 简本《傅说之命》不可能是后人伪造《古文尚书》辨伪正反双方分歧的关键,并不在于“晚书”与清华简篇目语词哪个更“精致典雅”,或者是否言“怪力乱神”,而是坚持不伪的学者,无法解释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之间的巨大差异,便釜底抽薪地说清华简也不可信,甚至是现代人伪造的。
欲证梅赜本之伪,需首先证明清华简《傅说之命》为真。《屯南》C2525:“癸未卜:又(有)(祸)百工?”又《合集》D9741(反):“贞:乎(呼)邑人出羊、牛?”简本“百工”、“邑人”、“帝”、“小臣”等,卜辞习见。“萅(蠢)邦”一语,符合商人用语习惯。《傅说之命》丙篇“諟劼毖汝”,与清华简《摄命》“劼姪毖摄”、《尚书·酒诰》“汝劼毖殷献臣”辞例极近,非后人所能伪造。
晁福林指出,将先祖冠以“某宗”名号之事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而简本《傅说之命》称述大戊的功德而不言其为“中宗”,类似于《尚书》诸篇叙事,符合春秋以前对商王称呼的特点。罗琨更从清华简《傅说之命》特殊语法现象,及“生二牡豕”事与卜辞中对双胞胎的卜问相合,证其不伪。
正反对贞的命辞格式,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殷墟卜骨面世之后,才为世人知晓。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失仲的命辞“我其杀之”、“我其已”,属于正反对贞。“勿杀是吉”,是记录占卜结果的占辞。正如李学勤所言,清华简《傅说之命》正反对贞的格式及措辞习惯,与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用例相合,商代以下很难拟作。
作伪者可以辑补简文、仿写字体,但虚词的使用习惯和出现频率,是很难伪造的。清华简《傅说之命》虚词使用情况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