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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罗冬阳 ‖ 险些弃年号：雍正皇帝的疑虑、迷信与边疆压力 [打印本页]
作者: ..391797 时间: 2020-10-31 16:59
标题: 罗冬阳 ‖ 险些弃年号：雍正皇帝的疑虑、迷信与边疆压力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1662-1795），是中国帝制时代君主专制强化达到新高度的时期。其标志有二：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毋论人事权、财权、兵权，还是立法和司法权，甚至文化、教育和知识的权力，都须听从皇帝的乾纲独断；二是权力高度稳定，什么权臣、外戚、阉竖、强贼、逆党，天子一纸敕书可定。照常理，拥有如此专制且稳定权力的皇帝，是不是就高枕无忧，睡到日上三竿，享人间至福，直到天荒地老呢？但其实不然。所谓“为君难”，才是皇帝们需要直面的境地。
一
朝鲜使臣记录了雍正皇帝在这种境地中生出的一件囧事。
利用出使北京的机会搜集情报，是朝鲜使臣的重要任务。他们回国后须向国王报告所见所闻，因此形成了《燕行录》、使臣别单、闻见录、译官手本等系统文献。朝鲜使臣是当时清朝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记述，也属一手史料，利用得当，可以补充和佐证国内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时光回溯到雍正六年（1728）五月，朝鲜以“缉扑逆党”移咨（一种外交文书）清廷，遣“赍咨行”使团赴北京。此行使臣留下的译官手本记载了一段雍正皇帝君臣对话和一首谶语。里面记载：
序班金超得圆明宫（园）说话一张，誊示曰：
[A][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三王（怡亲王允祥，1686-1730）、十六王（庄亲王允禄，1695-1767）同内府总管（应为兵部尚书。查弼纳任内务府总管在雍正四年五月到七月间）大人查弼纳（？-1731）在圆明苑（园）内宫门上，……皇上（雍正皇帝）云：“……至于刑罚，皆人自惹，不得已而行诛戮，亦必着诸王大臣详议真情。即如年羹尧、隆科多辈，朕贷（待）他殊恩，尔等之所共知。孰意他欺君罔上，最（罪）大莫逭，即朕不诛，天亦不赦。就如查弼纳，你为两江总督时，犯罪来京，在朕面前自改前非，朕即宥罪擢用。皆由你自知前愆，自勉自励，小心供职，朕亦优待。若诸臣中能如此者，岂肯舍之而不用乎？”
查大人叩头回奏：“臣蒙主子洪恩，赦罪擢用，虽粉身碎骨，莫报隆恩。愿求皇上寿登千百，臣子子孙孙生生世世，永报不尽而已。”
这段文字开始处的序班，是清朝前期会同四译馆的属官，六品或七品，一共两人。会同四译馆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语言文字翻译以及相应的外国语言教学。这份情报记录的是“圆明园官话”，亦即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和诸王、大臣们的谈话。其原始来源，应是清朝的“内起居注”，一种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史书原始稿，正式的《起居注》稿本在此基础上增删润色而成。正稿《起居注》纂成，原始稿就被销毁。序班的职务，并不能直接接触到“内起居注”，但因会同四译馆是翰林院的下属衙门，则金超有可能通过贿买翰林院起居注官，抄录到相关记载。
记载中提到的兵部尚书查弼纳，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在雍正皇帝继位后，出任两江总督，雍正四年四月，受召回京。很明显，他是雍正皇帝所信任的人。当时雍正皇帝正追究“舅舅”隆科多结党之事，曾屡次向查弼纳询问，让他检举揭发。但查弼纳是忠厚老实人，一个字也未揭发。这让雍正皇帝很郁闷。到京后，皇帝又当面询问，他仍然不入主题。皇帝于是将他革职审问，他只好屈招。审讯的诸王大臣们给他拟了个死罪。皇帝看他“认罪”态度良好，顾念康熙皇帝的栽培之恩，愿意为爱新觉罗的江山竭尽犬马之力，“尚有良心”，而且两江总督任上，“居官尚好”，就免他一死，重新启用。因此，当皇帝把他当做知错能改、改能彻底的正面典型时，他便感恩戴德，誓粉身碎骨以报（后在雍正九年六月的和通淖尔[今蒙古国西部和通湖，靠近新疆阿勒泰地区]战役中殉国）。
对于查弼纳“寿登千百”的祝福，雍正皇帝虽然乐意听，但他很清醒：古往今来，那是不可能的。
“说话”接着记述：
[B]皇上大笑云：“人岂有千百岁在生之理。今年仓（昌）平州掘碑一座，碑上诗语，朕甚不解，未知是何应兆。欲将明年七月起，不必写出年号，只写己酉、庚戌、辛亥。尔等详议，传示各衙门知之。”钦此。
十三王等回奏：“皇上以孝治天下，仁德化民心，虽古圣贤君，无以复加。况我朝定鼎以来，四民咸服，五谷丰登，皆天赋久祚于大清。碑文解语，何足凭信。若据碑上之诗，不写年号，一若外扬，反为惶惑。若有借俸一二年者，可只写年分，不写年号。其现年历日文书稿案，仍照旧例。至于各衙门启奏事内有字眼不好者，请为改正。即如‘年终尽数’四字，以臣愚见，改为‘岁底全数’，未知可否，伏乞圣裁。”
奉旨：“甚是。‘年终’改为‘岁底’，‘尽数’改为‘全数’，传示各衙门知道。”钦此。(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