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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391797 时间: 2020-10-24 16:34
标题: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孟原召 ）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1。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的贸易往来，《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记载黄门设“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2。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3，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4，及至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5，至明清时期受海外贸易政策影响则又出现了新的特点6。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海外贸易中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连同由海外地区输入的香料、珍宝等物，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线路。这条海上线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特征，也即是被后世所称与北方陆路交通线路“丝绸之路”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7。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遂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重要热点问题之一。因此，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研究和认识纷至沓来，于其概念、内涵、历史等亦是众说纷纭，诚可谓百家争鸣。下文拟就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内涵及其发展等相关问题作一梳理，并结合考古发现略作阐释，以陈鄙见，祈请方家指正。
一、“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与发展
从学术史方面来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源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8。1968年9月至1872年5月间，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efen，1833~1905）先后沿七条路线对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9，并汇编成《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19世纪70年代，李希霍芬回国后，陆续撰写《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10，其中187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用以论述汉代亚洲的丝绸贸易之路11，并以此构筑了一个宏大的亚洲交通贸易史研究的新视角。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1886~1945）在其撰成于1910年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12，却误读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仅指中亚丝绸之路13，进而将丝绸之路的范围扩展到从中国到叙利亚，即地中海西岸及小亚细亚地区。这一误读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亦有众多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之“西段”乃赫尔曼之首创。这一概念，逐渐为西方学者所接受14，进而影响到日本、中国学者15，并将丝绸之路的范围与时段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基本上确定了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穿越中亚、西亚、南亚及至地中海沿岸、北非等地以丝绸为主要商品的贸易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即是源于此。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之丝绢贸易”有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6。此后，“丝绸之路”之“海道”遂为一些学者所沿用，如：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后的《附论》中专门论述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指出了六朝时候罗马与中东国家“特别开辟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17。这一说法仍应源于“丝绸之路”的“海道”之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在1963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中已明确将海上贸易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其年代下限则延伸至了近现代甚至当代，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亚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圆）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18。整体而言，大多数学者此时仍是将海上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多是在论述丝绸等商品的东西方贸易时论及，并未独立而论。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集中于南海史地考证，如法国的伯希和19、费琅20，日本的藤田丰八21、桑原骘藏22，中国的冯承钧23、向达24，等等。因此，这些研究仍属于传统史学考证，仍称之为海上交通、海外贸易，多是从史地考证角度来研究中外海上交通史和贸易史。
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丝绸之路”热的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应运而生。“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线路时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5，其立意和出发点便是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史，这在其另一部著作《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的海上运输与青花编年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6。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则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之为“陶瓷之路”27，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这也正是古代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海上贸易网络。通过海外各地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可知，这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类重要商品的贸易之路，又是中国陶瓷器广泛行销海外地区的生动写照。这一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影响极为深远，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热点问题，乃至中国陶瓷窑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水下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均离不开外销陶瓷这类贸易商品，直至今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日本学者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重要参考和直接依据；同时，古外销陶瓷器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藉由1974年泉州湾宋代海船发现之契机，学术界掀起了海外交通史和古外销陶瓷研究的热潮，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成立28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建成开放29、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成立30和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的翻译和编印31即是其突出表现，尤其是“陶瓷之路”概念引入中国后形成了研究热潮32，大大推动了海外交通史和古代外销瓷的研究。然而，此时的历史和文物考古研究中仍多称之为海外交通或海外贸易。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尤为推崇“陶瓷之路”的概念，并以其来指代“海上丝绸之路”，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自唐代以来，中国陶瓷器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颇受海外市场欢迎，不仅是当时中国商品颇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突出代表，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代表。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些在海外地区以及海上航线沉船中发现的外销陶瓷器，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分布广泛，也是海外贸易史研究中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词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且一般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在海上的延伸，即是“丝绸之路”的海上贸易通道，其研究重点也逐渐由史地考证转向海外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如中国学者陈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33，其详细论述了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生活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转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1997年间实施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规划项目之一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关系密切，这一活动得到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文化学术机构的积极参与34。当时学者们对“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也持不同意见，如“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等，但考虑到古代东西方之间除了物质交流外，还涉及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最后采纳了以丝绸为代表的“丝绸之路”这个沿用时间较长的名称，用以指代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35。海上丝绸之路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0年开始乘船考察，多国学者经实地考察、学术交流，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36。此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逐渐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37，如陈高华38、刘迎胜39等学者的综合性研究。特别是21世纪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将研究重心逐渐将古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纳入到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网络和早期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中40，考古学者则主要从实物遗存出发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诸问题41。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学术界掀起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各领域竞相涉足，相关研究机构、出版物层出不穷，尤以历史和考古学方面最为突出42，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学术概念43，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世界遗产前期研究项目，大大推动了与之相关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的进展，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研究44。
因此，据前文梳理，我们大致厘清“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缘起及其发展，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生了一次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学术传统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的变化，可以说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分界点，这也将有助于对其内涵的认识。
二、海上丝绸之路连起一个世界贸易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海上贸易通道，贸易和经济往来是其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需求发展的结果。
作为“丝绸之路”上贸易商品的象征，丝绸也是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汉书·地理志》所记入海贸易“赍黄金杂缯而往”即是证明；大约成书于9世纪中叶的《道里邦国志》“通向中国之路”中记有在海外地区所见“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45；大约写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载有中国有“锦缎和丝绸”，而且记载了黄巢于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攻破广州城，大肆屠杀，“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从而导致“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46，对当时的航海贸易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宋代以来，丝织品仍是海外贸易中输出的重要商品，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记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等物47，“杂色帛”即是其中之一；赵汝适《诸蕃志》所记“生丝”、“锦绫”、“缬绢”、“五色绢”、“皂绫”等48；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诸色绫罗匹帛”、“色绢”、“青缎”、“五色缎”等49；明代费信《星槎胜览》所记“锦缎”、“丝布”、“色绢”、“色缎”、“五彩布绢”等50。至清代末年，丝织品仍为重要出口商品，据清代钱恂所制《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货价类列表·综八”统计，光绪元年（1875年）出口货类中，“丝总价二千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九十二两，茶总价三千三百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十二两，杂货总价七百三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两”51，丝总价占比超过37.7%，包括湖土生丝、乱头丝、野粗丝、蚕茧、绸缎、丝线带子等，但是此时茶叶已成为价占比最高的出口商品，约占51.1%，包括红茶、绿茶、砖茶、茶末等，这一点在后文的沉船实例中亦可窥知。然而，丝绸、茶叶均不易保存，考古工作中并不多见，瑞典哥德堡号等少数沉船遗址中有所保存。
除此之外，中国陶瓷器自晚唐五代以来也逐渐成为海外贸易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且多与丝织品同录，如前所述阿拉伯文献《道里邦国志》中提到“中国的优质陶瓷”52，《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的“精美的陶器”53；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54，可见陶瓷器数量之多；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瓷器”、“青瓷器”等博易55；《元典章》中则有以“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的记载56；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花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57，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明代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在颁行海禁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官方朝贡贸易，瓷器成为郑和船队对海外各国交易的物品之一58，比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换易或买卖交易使用“中国青磁盘碗”、“中国青花磁器”、“青磁盘碗”、“磁器”等59，费信《星槎胜览》所记货用“青白花磁器”、“青花白磁器”、“青白磁器”、“磁器”等60，巩珍《西洋番国志》则记有“中国青磁盘碗”、“青花磁器”、“磁器”61，这些记载是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外销海外地区的重要资料。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相继来华贸易，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是其竞相采购的商品之一62，这在荷兰、英国等商船档案中均有记载，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即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63，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64，行销区域与规模均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贸易地区外，扩大到了欧洲、美洲等地。这些外销的陶瓷器在海外地区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中有着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明代晚期以来，广销亚洲、非洲以及欧美地区65。
除了这些消费地之外，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贸易航线上，由于种种原因也遗留下了一大批古代沉船遗址或水下遗物。这些水下遗存中，陶瓷器又因易于保存，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一点在唐代以来的沉船中体现尤为明显。下面略举数例不同时期的沉船简要进行说明。
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打捞出水有瓷器、金银器、铜镜及其他金属器等，船货中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瓷器，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再结合船体结构形态，可以推断该船为唐代晚期的阿拉伯商船66。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的井里汶沉船，2004-2005年打捞出水49万件（片）器物，包括金器、银锭、铜器、铁器、漆器、铅币、锡币、锡锭、玻璃器和玻璃料、青金石、红蓝宝石、象牙、香料、珍珠、水晶、东南亚陶器、中国瓷器等，应为东南亚船舶；其中，出水完整器155685件，可修复器约76987件，瓷片尚有约262999片，其中以越窑青瓷为主，可达30万件，还有一些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白瓷器等67。根据所发现器物，可初步推断井里汶沉船年代为10世纪后期。
南宋时期则有西沙群岛海域华光礁一号沉船，发现于1996年，2007-2008年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虽保存状况不佳，但仍出水陶瓷器、铁条材、铜镜等遗物约有万余件68，其中绝大部分为陶瓷器，其中一件义窑青釉盏内壁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初步判断“壬午载”应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69。广东川岛海域南海Ⅰ号沉船，发现于1987年，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据最新发掘成果，装载的船货多达18万件，以陶瓷器、铁条材、铁锅居多，还有金银器、银锭、漆器、铜镜及大量铜钱等（图1）70。这两艘沉船年代较为接近，华光礁一号沉船略早，所出器物组合略有不同，陶瓷器均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和青白瓷、福建青瓷、闽清义窑和晋江磁灶窑瓷器等，以及大量的铁器制品或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