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 - 智学课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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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四品官员所规定的服饰、服色来分析，这三人的服装很有可能是文献上所记载的“具服”(亦称“朝服”) 。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鞶囊双佩，双绶”。另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显庆元年( 656年)，“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 ”。因此，从服饰与服色 (绯色)来看，这三个人的官品至少也应在四品以上。

唐代的埋葬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凡诏葬大臣, 一品则卿护其丧事, 二品则少卿, 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作为正一品雍王的安葬来说，理所当然是由“卿护其丧事”。因此， “东客使图”上的第一、二、三人应是“护其(雍王)丧事”的唐代鸿胪寺官员卿和少卿。

第三人手中所执笏, 呈上圆下方。在封建社会里，朝笏本身也打上了封建等级的烙印。不仅质地不同, 而且造型也各不相同。众所周知，隋代和唐代武德初年所使用的朝笏，只是用不同的质地来代表不同的等级。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 “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而到了唐代武德以后, 朝笏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五品已上执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后直，五品已上前挫后屈。自有唐已来，一例上圆下方，曾不分别。六品已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 。仅从第三人手中所执“上圆下方” 朝笏来分析，“东客使图”上的第一、二、三人的官品也就不解自明了。

第四人，光头，浓眉毛，深目高鼻，阔嘴，方脸。上身内穿衬衣，外套翻领紫袍，腰系白带，脚穿黑靴，两手交叉叠置于胸前，呈洗耳恭听状。韩伟先生判定此人是“中亚等地使节”2 ; 张鸿修先生认为是“罗马使者”3 ；王仁波等先生 “推测可能是东罗马帝国的使节”4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东罗马帝国在中国史籍中，称为拂菻或大秦。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 “拂菻国, 一名大秦，……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俗皆髡而衣绣”。从使者“光头”来看，似与文献上的“剪发”风俗密切相关。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大秦之间的交往至晚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汉书·西域传》中，也能看到皆髡头而衣文绣”的记载。另据《后汉书·西域记》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 97年) ,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 , 后闻安息船夫一席话,乃止。虽然壮志未酬，只好怅然而归，但是，甘英此次西行已充分表明了汉朝欲通大秦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其实， “其(大秦 )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 故遮阂不得自达” 。直到桓帝延熹九年(166年) ,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 始乃一通焉” 。南北朝时，大秦仍然一如既往同我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南史·夷貊传》和《梁书·诸夷传》记载： “孙权黄武五年( 226年) , 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另据《晋书·四夷传》记载: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进入隋代以后，这种交流暂时被中断了一段时间。即“隋炀帝常将通拂，竟不能致” (《旧唐书·西戎传》)。到了唐代，形势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秦王纷纷遣使朝贡与唐和好，使两国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贞观十七年( 643年) 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 赐以绫绮焉。……乾封二年 (665年) , 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 (719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显然，神龙二年 (706年)安葬雍王李贤时，大秦与唐代的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所以说“东客使图”的第四人为东罗马使者的可能性较大。

第五人，头戴“骨苏冠” , 冠前方涂朱红色，两旁涂绿色，两边并用双带系于颌下。椭圆形脸庞，面颊丰满，须眉清晰，朱唇小口。身穿大红领长白袍，镶红边衣襟，宽袖，两手置在袖中拱于胸前，腰束白带，脚穿黄靴。以前，学术界对此人多有研究，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日本使者”5的形象；而韩国学者金元龙考证该使者可能是“新罗使”6 , 我国学者也有很好的讨论7。笔者赞成后者，并且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发现，使者所戴之冠不仅同我国文献上所记载的古代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的“折风冠” 、“骨苏冠”、“皮冠” 颇为相似，而且其服饰、鞋也与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据《魏书·高句丽》记载：“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在《魏书·百济传》中，也能看到 “其衣服饮食与高句丽同”的记载。另据《周书·高句丽》记载：“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韦带，黄革履。其冠曰骨苏 (在《北史》中称为 “苏骨” ) ，多以紫罗为之，杂以金银为饰。其有冠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在《周书·百济传》中，也不乏“其衣服，男子略同于高丽。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敬”之记载。在《隋书》和《北史》中，也保留了许多类似的记载，如《隋书·高丽》记载：“人皆皮冠, 使人(在《北史》中称为“士人” ) 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 素皮带，黄革履” 。从 “东客使图” 的制作年代来看, 应该重视的文献资料莫过于《旧唐书》了。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 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旧唐书·百济传》中，也有明确记载， “官人尽绯为衣，银花饰冠。庶人不得衣绯紫” 。《旧唐书·新罗传》记载：“衣服, 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 。上述这些文献记载，从已发现的考古新资料中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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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市北郊阿弗拉西阿勃台地中部发掘古撒马尔罕城址时，于第二十三发掘地点发现了有绚丽壁画的粟特时代的建筑基址。其中在一号室西壁的壁画中绘有两位外国使者，头戴插有两根羽毛的小圆帽，上身穿圆领右衽大衫，下身着裤，腰束带。身佩环首大刀，作拱手站立状 (图二，1)。壁画的制作年代推定为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其内容推测是描绘了七世纪中叶发生在撒马尔罕王宫内的历史事件。发掘者阿利巴乌姆先生认为，这两位使者应是“朝鲜人使节” 8。推测他们是“朝鲜人使节”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们的服饰和冠与“东客使图 ” 第五位使者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应在等级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的身份应为 “使人” (亦称“士人” ) , 而后者的身份应为“贵者”。前者的冠应是“折风冠”或“皮冠” , 而后者的冠则应是“骨苏冠” (或称“苏骨冠” )无疑。迄今为止，这种“折风冠”或“皮冠” 除了在撒马尔罕古城址发现的壁画上所见到之外，在朝鲜平壤平安南道的高句丽壁画古坟“双楹冢”发现的壁画上，也看到了头戴此冠的人物像(图二，2 ) 、和骑马人物图 (图二，6 ) ；在大安市德兴里古坟发现的出行图壁画上，也有数名骑马武士头戴此冠 (图二，4 ) ；在吉林省集安县通沟发现的高句丽古坟“舞踊冢”的壁画上，还可见到头戴此冠的舞踊像 (图二，3 ) 和骑马人物图 (图二，5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冠上并不是“旁插鸟羽” ，而是直接将冠做成了鸟翼的形状。例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一顶相传出土于集安地区的鸟翼形冠 (图三，1 ) ，韩国国立清州博物馆中也展出了一顶出土于庆北义城塔里古坟的鸟翼形金铜冠( 图三，4），庆州博物馆中收藏一顶出土于皇南大冢南坟的鸟翼形金铜冠(图三，2 ) ，晋州博物馆中还展出一顶出土于釜山福泉洞1号古坟的鸟翼、山字形金铜冠 (图三，3 ) ，尤其是在庆州附近的新罗古坟“天马冢” 中同样也出土了一顶象征鸟翼形状的鸟翼形金冠(图三，5)。以上诸例中，有些冠不仅用金属做成了鸟翼的形状，而且还特别突出了羽毛的特点9。上述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种鸟翼形金铜冠和带有羽毛状的鸟翼形金铜冠，很有可能是从“折风冠”、“骨苏冠” 以及皮冠”逐渐演变而成的。同时，也反映了它们各自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的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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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分析，新罗文武王(在位667年— 681年)统治期间，曾借助大唐的力量，先后于公元660年灭掉了百济，668年又灭掉了高句丽， 672年还兼并了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这样一来，新罗与唐代的关系自然是十分密切的。据《三国史记》卷三十三《杂志二》记载：新罗不仅年号采用唐代的年号，而且各种制度和衣服之制也都以唐代制度为本，并且选送留学生、学问僧入唐求学，还经常派遣贺正使、朝贡使赴唐。由此分析, “东客使图”第五人显然不能是早已亡国的百济使者和高句丽使者。若是朝鲜人使节的话，那么应是新罗使者无疑。

另外，在我国古文献中还保留有一些唐代皇帝“遣使吊祭” 新罗王的记载, 如《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天授三年(692年) ，政明卒，则天为之举哀, 遣使吊祭，册立其子理洪为新罗王，仍令袭父辅国大将军、行豹韬卫大将军、鸡林州都督。理洪以长安二年(702年)卒，则天为之举哀，辍朝二日，遣立其弟兴元为新罗王，仍袭兄将军、都督之号 ” 。既然武则天能够在新罗王政明、理洪死后“为之举哀，遣使吊祭 ” , 那么在中宗为其兄雍王李贤迁葬时，当时执政的新罗王、曾经受到过武则天极大恩惠的兴元 (政明的季子，理洪的弟弟) ，为武则天的次子雍王李贤“遣使吊祭” ，当在情理之中。

第六人，头戴皮帽，圆领，无须髯，身穿圆领灰大氅，皮毛裤，黄皮靴，腰系黑带，双手拱于袖中。关于此人的国籍问题，我赞同王仁波等先生“可能是东北少数民族的使节”10 的看法。据《旧唐书·室韦传》记载：“畜宜犬冢，豢养而噉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另据《旧唐书·靺鞨传》记载： “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其冠很有可能是《魏书·勿吉传》中所谓“头插虎豹尾”习俗的孑遗形态。另外，使者身上的服饰与《新唐书·室韦传》中的“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也吻合。因此，“东客使图” 第六人很有可能是来自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室韦族或靺鞨族使者，尤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据史书记载，早在北魏时，他们就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了。进入隋唐以后，不仅朝贡的规模愈来愈大，而且人员的往来也与日俱增，甚至有些靺鞨族出身的人物，还得到了唐代皇室的重用和提拔。其中像李谨行、李多祚二人，就是最为突出的两个人物。据《旧唐书·靺鞨传》记载： “谨行，伟貌，武力绝人。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材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累拜右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 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 (682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另据《新唐书·李多祚传》记载： “多祚，骁勇善射，以军功累迁右鹰扬大将军。……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遂领北门卫兵。中宗复位，封多祚辽阳郡王，食实户八百”。更有甚者，“帝祠太庙，特诏多祚与相王登舆夹侍。监察御史王觌谓多祚夷，虽有功，不宜共舆辇。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复言’”。不难看出，李多祚同唐中宗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中宗为其兄雍王李贤进行迁葬时，李多祚本人亲自出席葬礼也未尝不可。虽然文献上没有明文记载，但是通过上述事例完全可以想像而知。再是在靺鞨族出身的李谨行682年陪葬乾陵以后，靺鞨国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旧唐书·靺鞨传》记载：“自后或有酋长自来，或遣使来朝贡，每岁不绝”。不期而然的是，埋葬雍王李贤时，正值两国关系“每岁不绝”的繁荣发展时期。据此推之，“东客使图”第六人看来很有可能是一位靺鞨族酋长或包括李多祚在内的靺鞨族使者。这一推测估计没多大问题，但我也并不完全排除该使者是室韦族使者的可能性。

二 “ 西客使图”使者考

从前三人的所在位置来分析，我也同意王仁波等先生前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11的看法(图四)。其身份可以通过三人的服饰、服色以及第二、三人手中所执的“上挫下方”朝笏略知一二。壁画上的朝笏, 主要是借助于其不同造型来表现不同材质的朝笏。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 “六品已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这与 “西客使图”壁画上第二、三人所执朝笏的造型相吻合。很显然，这些人要比“东客使图”上执“上圆下方”朝笏的第三人要低得多。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这三人很有可能就是鸿胪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员从七品下的典客令和从八品下的典客丞。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典客令掌二王后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丞为之贰。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因此我推想，典客令和典客丞作为“四夷归化在蕃者”吊客的向导，一起前往李贤墓地吊唁雍王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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