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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曹循：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打印本页]
作者: fighter 时间: 2021-6-4 21:01
标题: 曹循：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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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循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摘 要：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明代 锦衣卫 堂官 镇抚司官 文职化
自清朝纂修《明史》将锦衣卫定性为明代主要弊政以来，相关研究长期围绕其负面作用展开，锦衣卫成为明代“黑暗”和“专制”的代名词。近年来，锦衣卫各项职能的研究在张金奎等学者推动下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利用原始文献对其内部机构与人员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以至于人们的相关认识大多还来自《明史》，若干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一是有关锦衣卫的主要职权和性质，人们多认为是特务机构，也有学者指出其是以侍卫皇帝为本职、兼具镇压功能的军事机构，或有学者将其视作监察机构；张金奎则认为锦衣卫职能广泛，在许多领域都发挥重要影响。二是诸如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锦衣卫狱即北镇抚司狱，其侦缉人员数以万计，不受文官管理等似是而非的成说在学界内外仍十分流行。这不仅制约锦衣卫研究的继续深入，也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明朝长期的稳固统治，特别是明中后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及社会发展。本文以档案资料为主要线索，侧重考述锦衣卫主要管事武官即堂官、镇抚司官的设置、职掌、选任及其属员，希冀借助职官制度这把“钥匙”，揭示锦衣卫的主要职权、机构性质及作用，从而推进相关研究。
一、因事设官：堂官、镇抚司官的设置
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按洪武官制，锦衣卫与其他卫所并无二致：堂上官设指挥使1员，正三品，指挥同知2员，从三品，指挥佥事4员，正四品；卫设镇抚司，卫镇抚2员，从五品，均为世袭武职。原则上，指挥使是长官，同知、佥事是佐贰官，但实际情况并非皆如此。《逆臣录》载，“先前钦依着（锦衣卫指挥佥事陶——引者注）幹掌印之时……请本卫指挥王文邦、邵通、杨松、赵辂、何清、贾彦、彭安、彭焕在家饮吃”。这里提到包括陶幹在内共9位指挥，已超过官缺员额。这9人中理应有指挥使、同知，但实际掌印的陶幹只是佥事。可见从洪武时起，锦衣卫官的员额、职权就取决于皇帝意愿或实际需要，未必严格执行官制规定。
卫所武官以功劳升迁，又可世袭，就难免出现官员人数与官缺定额不符、官员权责与所任官职不符的情况。永乐以后，武官冗员现象非常严重，锦衣卫尤其突出。嘉靖时霍韬说：“锦衣卫官，洪武初年，旧官二百一十一员，永乐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员，自永乐以后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员。”锦衣卫中官职与权责不符渐成普遍现象，指挥使与同知、佥事等官可能不仅不是该卫长贰，甚至根本就没有职务。于是，明廷任用锦衣卫官员也就不再拘泥于官职。如永乐八年，指挥使纪纲因功升为都指挥佥事，本应调都司任职，然而明成祖还离不开这个“爪牙”，遂命纪纲“仍掌锦衣卫事”。之后，又有都指挥佥事刘忠“掌锦衣卫事”。这意味着洪武官制表明武官职权、上下级关系等的作用开始丧失，更多用于代表官员的待遇级别而已。
宣德八年（1433），明廷为解决卫所冗员众多、管理混乱等问题，开始实行军政考选制度，考选武官担任掌印、佥书，分理卫所军政。此后，掌印、佥书才是卫所实际上的堂官；其他“带俸差操”的指挥使、同知、佥事并不在衙门升堂办公，被排除出堂官之列。成化十四年（1478），明廷令两京卫所一体考选。成化以后，普通卫所堂官例设掌印1员、佥书2员，镇抚司设卫镇抚1员。锦衣卫是何情况，史志缺乏明确记载，而一件崇祯九年（1636）的兵部题行稿披露了明中后期锦衣卫官制沿革：
锦衣卫堂上旧设掌印提督东司房一员，提督西司房一员，提督街道房一员，佥书四员。世庙南幸承天，额设佥书十员扈从，嗣后或五六员，或七八员……（天启）元年，无官直宿，本卫具题，覆添一员……查见在锦衣卫堂上掌印提督东司房一员，（提督西司）房一员，提督街道房一员，堂上佥书八员，南镇抚司见在掌印一员，佥书十（后缺）。
可见，锦衣卫堂官为掌印提督东司房、提督西司房、提督街道房各1员，佥书若干员。那么，这些官职“旧设”于何时呢？
锦衣卫长官“进公署，则曰下司房”。东西司房应是办公场所，后演化为官职机构名。作为古代衙署中常见的建筑，东西司房可能在锦衣卫衙门建成时即已存在，但两个官职设于何时，尚未发现明确记载。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的正德《大明会典》载：“凡缉访京城内外奸宄，本卫掌印官奉敕专管，领属官二员、旗校八十名。”可见弘治以前已存在掌印提督东司房一官。衙门开设伊始即有掌印官，缉访“奸宄”也是锦衣卫成立之初即被赋予的使命，但掌印官“专管”此事应始于宣德、正统之际。英宗甫即位便允准大学士杨士奇所奏，“今锦衣卫提督行事者非一员，行事校尉亦数百人，合无止令一员公正指挥提督行事”。明人将锦衣卫缉访谓之“行事”，当时有多名官员提督行事，此后由一人专管。这“一员公正指挥”，自然非掌印官莫属。据目前所见史料，“东司房”作为一个机构名最早出现在弘治时，因此，不排除掌印官加“提督东司房”职衔是在成化朝相继设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官，锦衣卫堂官职权分工明确之后，其全称为“钦差提督东司房官旗办事锦衣卫掌卫事”。
提督西司房全称为“钦差提督西司房官旗巡捕管事锦衣卫管卫事”，即正德《大明会典》所载：“凡缉捕京城内外盗贼，本卫指挥一员，奉敕专管，领属官五员、旗校一百名。”锦衣卫设立之初，其堂官会被临时委派捕盗。宣德以后，锦衣卫官校开始常态化参与京城治安事务。进入明中叶，京师治安逐渐恶化，为加强锦衣卫的捕盗职能，朝廷始命堂官专管。万历《大明会典》载成化四年，“以京城内外多盗，令锦衣卫指挥一员，同巡城御史专一提督五城兵马并巡捕官校挨拏”；《实录》载同年四月，明廷“命锦衣卫指挥佥事朱骥提督五城兵马缉捕盗贼”，而此前朱骥已受命“协理卫事”，是堂官之一，两书所载为同一事。朱骥墓志铭载成化“戊子，畿内盗不时发，敕公提督官校捕缉”，正是“奉敕专管”。此次任命被载入国家行政法典，足见其绝非一般性质的委派，而是具有典制意义，说明提督西司房一官即设立于成化四年，朱骥是首任提督。
正德《大明会典》载：“凡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本卫指挥一员，奉旨专管，领属官三员、旗校五十名。”此即提督街道房。该官始设于成化二年，“令京城街道沟渠，锦衣卫官校并五城兵马时常巡视”。成化二十一年，明廷“命锦衣卫指挥同知刘纲提督疏浚京师沟渠”，而刘纲在成化十六年受命与朱骥“同理卫事”，也是堂官。该官全称“提督街道房官旗办事锦衣卫管卫事”，与提督西司房一样，职衔中的“管”字表明了堂官的显赫身份，又与掌印官略有差别。此外，东西司房两提督有皇帝专门颁给的敕书、关防，故号“钦差”；提督街道房无之，规格稍低。
三位提督以外的佐贰官因在公文上连署签名，故称佥书。或是为了与南北镇抚司佥书有所区别，锦衣卫佐贰官称“堂上佥书”，异于其他卫所。
镇抚司作为锦衣卫的下属机构，与该卫同设于洪武十五年，然其分置南北两司的时间，《明史·刑法志》竟记作“洪武十五年添设北司”，《职官志》则记作“成祖时复置。寻增北镇抚司”，自相矛盾。事实上，正德《大明会典》记载非常清楚，“镇抚司：掌问理本卫刑名，与诸卫同，而兼管军匠。后添设镇抚二员，专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铸印信，各为一司”。成化以前只添设了2名卫镇抚，成化十四年始分置二司。弘治以后，“南镇抚司”、“北镇抚司”在史料中逐渐常见。
南北镇抚司官的设置也不同于洪武官制。南司掌印按例由堂上佥书兼任，故其亦是堂官。官阶方面，南司掌印、佥书常是都指挥、指挥，且佥书的员额较多。北司“掌刑例推千户”，由千户、卫镇抚一级的武官除授，级别较低。如万历十三年（1585），明廷“以锦衣卫署都指挥同知张书绅掌本卫南镇抚司印，指挥佥事余茂发佥书南镇抚司管事，署正千户郭宝、东厂李登云北镇抚司各理刑”，官阶高低有别。崇祯三年北镇抚司题本中，为首的是“掌刑管事正千户王崇德、理刑管事副千户张如椿”，前者亦称掌印，后者谓之佥书且通常只设1员。只不过北镇抚司使命特殊，他人不敢轻视，其官“见掌卫，行半属礼”，自称“锦衣北堂”，威仪“与堂上官等”。
掌印、提督、佥书等都是因事而设的差遣性官职，本身没有品级；官员的官阶及相关待遇的高低由指挥使等有品级的职衔体现，以功劳叙迁。他们的官阶往往升转极快，升至都督以后，要改注“于五府带俸”。如崇祯时的掌卫官刘侨列衔为“锦衣卫掌卫事左军都督府右都督”。刘侨铨注于左军都督府，却在锦衣卫掌事，职务与官阶的分离一目了然。同时，普遍存在铨注于锦衣卫，却在其他衙门任职或无职的情况。认识这一问题，对厘清锦衣卫的职权有重要意义。
二、分管要事：堂官、镇抚司官的职掌
已有研究显示，锦衣卫除缉访、捕盗、管理城市、审理刑狱外，还有侍卫、外事、管理工匠等职能。下文侧重厘清这些职能具体由哪些官员负责，及其主次轻重和发展变化。
（一）提督东司房、西司房、街道房缉捕管城
锦衣卫缉访的“奸宄”，在不同时期不尽一致。洪武、永乐年间及英宗复辟前后，以监视臣民“谋反”和官吏不法行为较为突出，活动范围也不限于京师。这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一系列重大事变有关。景泰三年（1452），明廷命掌卫事毕旺缉访“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事情，交通王府、外夷，窝藏奸盗，及各仓场库务虚买实收，关单官吏受财卖法”等事，都是危害皇权、官府以及官吏不法的行为。后来，缉访对象和地域范围发生明显变化。成化十三年，大学士商辂等奏言：“旧设行事人员，专一缉访谋反、妖言、强盗、人命及盗仓库钱粮等大事。”强盗、杀人等一般犯罪已是缉访对象。据前揭正德《大明会典》，东司房活动的范围至迟在弘治时已被限定在“京城内外”。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后下旨重申：“今后缉事官校只著遵照原来敕书，于京城内外查访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余军民词讼及在外事情，俱不干预。”成化以后，缉访“谋反”、“不轨”依然是东司房的重要任务，但总体而言，这类案件少于强盗、人命等案。只不过谋逆大案及官员的逮捕处置往往被载入史册，显得比较突出。而且在日常运作中，因缉访官吏不法行为的难度大、风险高，官校往往“舍难从易”，“止以捕盗贼、诘奸细为急，而不以察冤滥、去贪暴为心”。崇祯三年一件题本中，掌卫官刘侨类奏崇祯元年、二年间东司房缉获“京城内外”案件29起，逮捕131人，其中强盗10起（内有大伙强盗2起）、人命5起、伪造印信5起、侵没官银3起、越狱3起、奸细2起、其他违法1起。明廷规定锦衣卫每3年类奏功绩，关系到大小官校升迁，一般不会有遗漏。这反映了东司房日常缉访的主要是京师地区各类危害皇权、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犯罪案件，而不只是监察臣民“谋逆”及官吏不法行为。现存崇祯五年正月至三月和十三年十一月的锦衣卫题本档37件，有19件是掌卫官向皇帝汇报案情，包括强盗、杀人和官吏贪赃、钻营、渎职等。此外，掌卫官常与三法司会鞫罪囚。要言之，锦衣卫最高首脑的主要职责就是缉捕谳狱。
西司房所办案件既有偷盗抢劫，也包括欺诈勒索、侵没官银、伪造印信及“妖书妖言”等。嘉靖时，有官员反映漕运人夫运粮入仓，“多被门官、歇家、伴当、光棍人等掯留粮袋，索要钱银”，请求“厂卫并西司房缉事衙门”抓捕。万历三十一年“妖书案”中，达观和尚即为西司房所捕。崇祯三年，提督西司房史世载向皇帝汇报一宗大规模伪造官印文书的案件。可见，西司房与东司房的职权有较大重叠。崇祯时兵部奏疏就将两者相提并论说“东西两房专司缉捕”。此外，西司房还“兼法场监斩”。
东西司房抓捕犯人后要审理案情。前揭崇祯三年刘侨类奏的29起案件中，除3起奉旨送北镇抚司审讯外，其他由东司房自行审讯。一般犯人由东西司房的理刑官审理。如嘉靖时，千户奚耘先后在东西司房理刑，“谳狱明允，弗纵弗枉”。重要犯人，提督要亲自审问。如西司房捕获达观和尚，提督王之祯两次提审。不过，锦衣卫不能给犯人定罪，审毕案件皆“送刑部拟罪”。而某些相对复杂、严重的案件，东西司房会移交给北镇抚司审讯。如前揭东司房移送的3起案件，1起为强盗持弓骑马抢劫绑架案，2起为大规模伪造官印案，西司房破获大规模伪造官印文书案，请旨送“镇抚司究问”。崇祯十三年，东司房破获一起“逆女因奸殴死父命”案，“系灭伦大变，事干人命重情”，掌卫官郭承昊请“敕下北镇抚司究问”。
东西司房“各有印信关防”，可独立运作，各自向皇帝奏事。西司房缉获案件、类奏功绩、缺官选补，都是提督独自题奏皇帝，不必通过掌卫官或与之会稿。这应是明廷为确保两司房办案的独立性和保密性，以及相互牵制而有意为之。
街道房的主要职掌是修理街道和疏通沟渠。原本五城兵马司就有管理城市的职能，但明中叶以后奢靡之风日盛，官僚权贵营建宅院对北京城市设施多有破坏。如弘治时，有“勋戚之家大兴土木，多市民居，或隙地取土，长或二三十丈，深或及泉，已而复据附近街巷，起土塞坑，致地见形高下，沟渠壅塞”。兵马司职卑官小，只有锦衣卫堂官稍能弹压这些官贵之家。同时，京城居民污秽的处理关系重大，也有必要委派执行力较强的机构专门负责。提督街道房在锦衣卫堂官中位居第三，可见明廷对北京城市管理的重视。崇祯时一件兵部题本反映，街道房还“行查失火、人命、聚赌、间架等项”，“不无侵越行事”。明末小说《梼杌闲评》中描写了街道房救火的场景，可资佐证。
（二）堂上佥书侍卫纠仪
前揭崇祯九年档案显示，堂上佥书的添设都与扈从、侍卫有关，可见，他们的职责是侍卫皇帝。如天启时张道濬言：“旗尉共五百名，直宿禁中……每三日一更，以臣堂上佥书官统之。”
《明史》云“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侍卫似乎是锦衣卫的首要任务。卫中有一支名为“大汉将军”的官兵，专门负责侍卫皇帝。宣宗即位，锦衣卫指挥佥事毕盛“管将军带刀上直”，当时大汉将军归本卫官统领。到天顺时，始由勋戚与锦衣卫官共同掌管，大抵在成化时归勋戚独掌。此后，皇帝侍卫主要由勋臣、驸马等与皇室休戚与共的异姓贵族掌管，“凡掌领侍卫，侯、伯、驸马等官六员。一员管锦衣卫大汉将军及勋卫、散骑舍人、府军前卫带刀官；四员管神枢营红盔将军，每日一员轮直；一员管五军营叉刀官军”。大汉将军“遇下班之日，照例操练，从管领侍卫官提督”。可见，尽管大汉将军等在人事关系上隶属锦衣卫，但其不论执行侍卫任务还是日常操练均由勋戚负责。此外，大汉将军及分领其侍卫的千百户有缺，由勋戚和锦衣卫、兵部等会同选补。明末，锦衣卫堂官连选补都不再列名参与了。
明初，锦衣卫堂官在皇帝侍卫中发挥主要作用，“得刃介侍左右”，后渐居勋戚之下。如大朝时，掌领侍卫勋戚“俱凤翅盔、锁子甲，悬金牌，佩绣春刀，一员侍殿内东，一员侍殿内西”，统领大殿内外全副武装的大汉将军等官兵；锦衣卫当值“指挥一员，悬金牌，侍于殿内帘右”，并不披甲执刃。常朝时，掌领侍卫勋戚“俱凤翅盔、锁子甲，悬金牌，佩绣春刀，直左右阑干首”，统领御座周围的大汉将军等官兵；“锦衣卫指挥一员，常服，悬金牌，列御道西”，率千户2人、百户10人、校尉500人擎执卤簿仪仗，“列午门内外”及“御道西”，“听候纠仪、拏人”，离皇帝较远。大汉将军是距皇帝最近的侍卫官兵，听命于勋戚而非锦衣卫堂官，而御前俱甲佩刀与否，也足见两者作用、地位之别。锦衣卫负责扈从、侍卫皇帝的主要是堂上佥书，而掌印官职掌以缉捕为重，这一分工也显示对明中后期锦衣卫而言，缉捕是比侍卫更加重要的职权。同时，堂上佥书侍卫时担负的“纠仪、拏人”任务，也与法纪相关。
（三）南镇抚司带管寄禄人员
以往学者据《明史·职官志》认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而已，然史料显示，南镇抚司掌印官地位颇重，“称南堂，与掌卫官平处”。这首先是因为南镇抚司只是负责军匠的日常管理，掌印、佥书并不直接参与匠作营造，军匠“在各监局上工”，由宦官督率。南镇抚司官会负责巡视督察重大营造，如嘉靖时重修三大殿，南镇抚司佥书孙钰受“巡督之敕”。
其次，明朝授予许多归附“夷人”头目锦衣卫世职，称为达官，由镇抚司带管，成化十四年后归南司。现存南镇抚司武职选簿档案中，多数都是达官。这些达官不能参与本卫军政事务，故其职衔皆有“带俸”2字。一些达官被选为使臣或翻译人员，从事出使外“夷”、接待“夷”使等活动，不少论著因此认为锦衣卫也承担外事职能。事实上，明廷所设外事人员——大通事、小通事，皆隶属鸿胪寺司宾署，由礼部主事一员提调。大小通事本身都是无品级的职役，大通事常从锦衣卫达官中挑选，故有锦衣卫官衔。如正统至成化年间的大通事詹昇，官至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同时，也有通过其他渠道选拔、带其他衙门官衔的通事，如正德时有“鸿胪寺带俸大通事光禄寺署正舍诚……诏升诚鸿胪寺少卿，仍旧带俸办事”。大小通事所带的都指挥、指挥、少卿、署正等官衔，都是寄禄之官。南镇抚司只是这些达官通事寄禄支俸之所，他们履行涉外使命时隶属礼部“并兵部”。总之，锦衣卫除偶有官员受命担任使节或护送使臣外，通常不直接参与外事活动，或者说外事并非锦衣卫的主要职能。至于史料偶见的锦衣卫缉获“夷人”奸细，应属东西司房缉捕“奸宄”、“盗贼”的职权范围。
最后，勋卫也隶属南镇抚司，由勋臣子弟担任，“侍卫直宿外，或令署各卫所事及听差遣”。天顺二年（1458），定襄伯郭登坐罪削爵，其弟勋卫郭璟“不宜带刀侍卫，合令锦衣卫镇抚司带俸”。可知当时勋卫已经在镇抚司带俸，成化十四年后属南司。如万历中，明廷授李成梁嫡长孙李世忠“锦衣卫勋卫，加指挥使职俸，驻南镇抚司”。勋卫侍卫时归勋戚统管。
军匠供役内廷，勋卫侍卫皇帝，达官常充皇帝亲军马队，明廷将他们编入锦衣卫，符合其“近侍衙门”的性质，也便于与内廷监局等机构交接。而要安置在镇抚司，则因军匠易于逃亡，达官本塞外降人，勋卫多纨绔之徒，镇抚司职掌刑名便于约束弹压。但这种做法也导致该司人员庞杂，不利其履行谳狱本职。因此，成化十四年分置南北二司具有合理性。军匠、达官数量庞大，勋卫皆贵胄子弟，故南镇抚司掌印要位列锦衣卫堂官，设佥书多员以分管这些人员，此外还要兼管“本卫官役俸粮”，有时要代替堂上佥书参与侍卫，因而地位颇重。
（四）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北镇抚司官兵不事缉捕，专司审讯。明廷为保证其审狱的独立性和保密性，规定“凡问刑，悉照洪武旧例，径自奏请，不经本卫，或本卫有事送问，问毕，仍自具奏，俱不呈堂”；“一应大小狱情，俱要严密关防，不许透漏及受人嘱托，本卫堂上官亦不许干预，有故违者，指实奏闻，治以重罪”。这意味着北镇抚司在编制上虽隶属锦衣卫，实际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机构。如崇祯三年北镇抚司类奏谳狱功绩，就是掌司官王崇德直接向皇帝题奏的。
明人常谓北镇抚司狱为诏狱，《明史·刑法志》则云：“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后人亦将锦衣卫狱等同于北镇抚司狱、诏狱。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但仍未彻底究明两者关系。本文认为，锦衣卫狱与北镇抚司狱应非同一所监狱。正德《大明会典》载锦衣卫“凡本卫……看监百户一员，校尉、力士五十名，巡视监墙二十名”；北镇抚司“凡本司……看监百户五员，总旗五名，校尉一百名，皂隶三十名”。“本卫”、“本司”两拨人员理应是看守两所监狱。嘉靖时，吏科给事中周怡、工部员外郎刘魁触怒世宗，“同下锦衣卫南监，即转镇抚司”。应是锦衣卫的监狱随同镇抚司在成化十四年一分为二，“南监”即南镇抚司狱，直属本卫，故仍称锦衣卫狱；北镇抚司狱则独立运作。万历中，许多反抗矿监税使的官员被逮捕至京关押拷讯，其中在北镇抚司狱者尤其悲惨。万历三十年底，大学士沈一贯言：
北镇抚司系诏狱之所，职掌止是打问，问过即送法司，暂将犯人寄监，故监房不多，而监地亦窄……前此王之翰、周应麒等溘亡外，适又报陈奇可死于卫禁，吴应鸿死于司禁，沈希孟死于刑禁，兔死狐悲，人人洒涕。
此处提到了3处监狱，卫禁即锦衣卫狱，司禁即北镇抚司狱，刑禁即刑部狱。崇祯八年，东林党人郑鄤下刑部狱，据其自叙年谱载，崇祯十年“移予于锦衣卫，以二月二十八日至锦衣狱”。他在狱中作诗文云“二月廿八日自西曹移南狱”，“西曹经岁又南司”，西曹即刑部狱，南狱、南司即南镇抚司狱，也就是他在押的“锦衣狱”。其间先后负责审讯他的邹之有、董琨、吴孟明、郭承昊皆掌卫事，而非北镇抚司长官。同时，郑鄤也提到了“东林六君子”遇难的“北司狱”。可见，明人所言锦衣卫狱是南镇抚司狱，而非北镇抚司狱，前者主要用于关押东西司房的犯人。尽管两所监狱都在锦衣卫衙署中，却是分别管理的。假如北镇抚司的犯人与锦衣卫其他犯人在同一监狱关押审讯，狱情也较难做到“严密关防”。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诏狱关押拷打的大都是触怒皇帝或权贵的官吏士民。这种认识也是历史书写不平衡所致：官员下狱更易于为史志所载。然据档案载，天启六年十二月至崇祯二年十一月，北镇抚司审讯“逆子背违天道打死亲父、殴死亲母并隐匿解进龙缎，及强盗、人命、侵欺官银、钻刺打点、走空、结把、诈骗人财、违法等项”案件共计85起、犯人442名。另一件提督东厂太监王永祚的奏疏反映，东厂在这3年内共缉获案件48起、犯人382名，犯罪性质与北镇抚司审讯案件大体一致，“俱各奏送锦衣卫镇抚司等衙门究问明白，参送法司问拟凌迟斩绞等项罪名”。总之，北镇抚司日常审讯以各类较为严重的犯罪案件居多。上述罪囚都是“节奉钦依，并东厂、锦衣卫各衙门陆续题送”，即皇帝下旨送来审讯的，故谓之诏狱。锦衣卫狱、刑部狱中也有奉旨羁押的罪囚。应是北镇抚司中多数为诏狱，明人才会将两者等而视之。
值得注意的是，东司房缉访对象和地域调整，提督西司房、街道房的设立和南北镇抚司分置，以及锦衣卫官员在皇帝侍卫中退居次要位置大抵都在成化年间，之后再无大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锦衣卫职权在成化时已基本发展成熟。此后，锦衣卫内部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人事方面。
三、由武而文：堂官、镇抚司官的选任
官职的权责要由官员来履行。堂官、镇抚司官的人选无疑对锦衣卫职权的行使有重要影响，其选任方式、人选来源及资格要求，在明代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缉捕官校与宦官弟侄交替掌事
锦衣卫指挥、千百户等官均可世袭，而掌印等职务须从中选拔委任。洪武、永乐时，锦衣卫作为近侍亲军，其长官大抵都是皇帝亲自简选的。宣德时，开始出现廷臣推举的方法。正统初，“以锦衣卫缺官，命行在兵部选举，至是以（徐）恭等闻，故命之”，此后经常施行，从而制度化。弘治六年，兵部议准：
锦衣卫堂上掌印官……遇有员缺，本卫即时具奏，奉有敕旨，本部照依推补五府堂上管事例，各照员缺，从公于指挥同知、佥事等官内，每缺推举二员，具名上请简用。
锦衣卫镇抚有缺，从本部照依《诸司职掌》，推举相应卫镇抚铨补，如无，于各所千户内推选，具奏改授，以后永照此例而行。
堂官的选任照“五府堂上管事例”即会推文武大臣的办法，先由廷臣推举一正一陪2名候选人（有时推举3人或以上），再由皇帝点用1人。镇抚司官由兵部自行推选，不必会同其他衙门，此即部推。部推由兵部全权负责，会推也是兵部主导，两者差别不大。
兵部推举的人选必须得到内廷的认可才能任命，双方的意见有时并不一致。对此，内廷的对策是正陪皆不点用，直至兵部重新推出满意人选为止。成化时，工匠章瑾得幸升锦衣卫镇抚，后北镇抚司缺官理刑，兵部先推2人，宪宗“不允，命别推”，尚书张鹏“知上意在章瑾，乃推瑾及千户金安，遂以命瑾”。弘治六年，锦衣卫缺堂上佥书，兵部前后推举两次共10位候选人，方得旨点用。另一种常见的办法是直接传旨任命。成化二十二年，宪宗“命锦衣卫副千户叶广、韩璟同指挥杨纲于镇抚司理刑，广用兵部会荐，璟出内批也”，就是兵部推选与内廷传旨同时实施的例子。推选制度的实质是辅佐皇帝用人，当其不符合皇帝需求时就往往会被搁置一边。明中叶，锦衣卫官不点重推和直接传旨任命的现象颇多，显示该卫既是“近侍衙门”又职司法纪，君臣对其官员应选用近信还是能臣存在分歧。
兵部推举的人选通常是“历练老成、颇谙刑名”的武官。如正统时掌卫的徐恭及其僚佐刘勉“咸文无害”；正德时的北镇抚司掌印牟斌“博学晓文义，为儒衣冠”。成化至正德初年的叶广，由总旗历掌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至掌卫事，先后“缉获妖书妖言并交通夷人等项”，“擒拿靠山王等贼”，“敏而能断……谳狱以公平，见称于时”。若本卫没有合适人选，还可从“别卫相兼举用”。
内廷传旨任命的大都是在锦衣卫任官的宦官弟侄或党羽。正统以后，宦官弟侄家人恩荫锦衣卫世袭武职者甚多，他们进而升任堂官、镇抚司官，以染指侦缉、刑狱之权。正统末年，太监王振“使其侄王山专锦衣之柄”。天顺初，内官冯让侄冯珤“乞恩升锦衣卫副千户，理镇抚司刑，成化二年升指挥佥事，管卫事”。成化时掌卫的牛循，乃“中贵人玉犹子”。司礼监太监李荣侄李珍，“成化中管镇抚司事，弘治中进掌卫事”。
正统至正德初年，锦衣卫出现缉捕官校与宦官弟侄交替掌卫、同时管事的现象。考诸《实录》及《登科录》之“巡绰官”，此期间的掌卫官有14任：徐恭、王山、毕旺、刘敬、王喜、门达、袁彬、牛循、朱骥、季成、陈云、李珍、赵鉴、叶广。除王山、牛循、李珍以外，季成为宪宗保母子，陈云“夤缘求入锦衣”，两人应与内廷关系密近；其余大抵是缉捕官校、世职，总体上以兵部推选的居多。
正德元年，司礼监太监高凤侄高得林以中旨管锦衣卫事，言官谏曰“内外偏重，恐非国家之福”，“今旨从中下，则宦官弟侄更相效尤，而选法坏矣”，武宗却不予理会。正德五年，一次就传旨命太监钱能侄钱宁（朱宁）堂上管事，太监马永成家人马钺及“宦官厮养”朱安、朱福俱南镇抚司管事。据《实录》所载，正德朝16年间有叶广、高得林、杨玉、张容、刘璋、朱宁6任掌卫官，除叶广外，皆为宦官弟侄或党羽。宦官势力一度掌握了锦衣卫的权力。
（二）考试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世宗即位不久，言官严厉抨击锦衣卫滥用“近倖之人”，一批宦官党羽被罢黜。同时，许多兴邸旧人被安排到锦衣卫任职。嘉靖二年（1523）初，朱宸短暂掌卫后被罢，兴邸旧人骆安掌卫事。骆安之后的4任掌卫官王佐、陆松、陈寅、陆炳，除王佐外皆兴邸旧人。兴邸旧人迅速成为锦衣卫新贵，虽是兵部迎合上意，却有利于肃清卫中旧势力、开启卫官选任的新局面。
嘉靖以后，不点重推偶有发生，内廷传旨任命的现象则逐渐绝迹，兵部推选成为朝廷上下都认可的国家典制，这得益于君臣对卫官素质的要求渐趋一致。嘉靖二年缺掌印等官，世宗令兵部推选“通晓文义，练达事体，立心操行，素有誉望”的人选，兵科都给事中许复礼认为锦衣卫“掌司法令”，应选廉洁、简静、谨愿仁厚之人，得到世宗认可。此后，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司法才能的官员更易受到重用。王佐曾中正德十二年武举会试第一名，“以刀笔吏能称”，因谳狱持正，被誉为“王青天”。陆松原是世宗“藩邸书办”，本非武人。王佐曾教授其子陆炳“爰书公移”，曰“锦衣帅不可以不精刀笔”。陆炳“通书、数”，曾中武举会试。陆炳死后，明廷以成国公朱希忠之弟朱希孝掌卫，应有勋贵子弟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缘故。
在这种形势下，嘉靖二十一年，明廷出台了锦衣卫官选任的重要政策：
本司系诏狱理刑之官，有缺，行该卫掌印官，先于本卫各千户内，从公推选考试，送兵部，再加询访考试，于内简拔二员，疏名上请定夺。
北镇抚司缺官，须经锦衣卫、兵部两级考试合格方能推举正陪人选。考试制度得到长期实行，且南镇抚司补官也要考试。崇祯三年，张如椿自述其“历中三科武举，隶西司房，缉获功升副千户，送兵部考中，题奉钦补北镇抚司理刑管事”。崇祯十一年，南镇抚司佥书有缺，候选人赴兵部“过堂考试”，兵部尚书“锁署命题”并阅卷，成绩分为三等，一二等依次推用，三等“仍须造就”，下次再考，可见要求不低。按照升迁资序，南北镇抚司佥书是堂官的必经之阶，故嘉靖后期以降的掌卫、提督、堂上佥书等官也是经历过这场考试的。如刘侨袭职后于天启二年“考选北镇抚司掌刑”；吴孟明于“天启四年考选北镇抚司理刑”，任至掌卫事。
考试内容大抵是考察候选人对临民理政的认识和审案谳狱的能力。崇祯帝曾“自考试，一论一判，称者升用”，兵部考试应与之相同。这种考试对多数缉捕官校、宦官弟侄而言有相当大的难度，而锦衣卫中的文臣子孙却借此崛起。明中叶以降，但凡重大战事奏捷，前敌指挥的督抚和有“庙算”之功的阁臣、兵部尚书多可荫子为锦衣卫指挥、千百户等世职；此外，文官殉节于王事者，也常有此恩遇，于是锦衣卫中形成了一个文臣子孙群体。家风濡染，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武人为高。如巡抚孙燧子孙堪中嘉靖五年武举会试头名，孙堪子孙钰中嘉靖三十二年武举会试第五名，孙钰子孙如津也中隆庆二年（1568）武举会试。兵部尚书杨博子杨俊卿中隆庆二年武举会试头名。武举名次主要由文场策论决定，孙堪等的优势显而易见。崇祯十一年兵部考试取中一等的2人皆文臣子孙：兵部尚书崔景荣子崔胤茂、于谦六世孙于之英。于谦族孙于允忠在弘治时恩荫世职，传至于之英已历140年，士大夫家风影响之久远，可见一斑。因此，文臣子孙在应对考试上有很大的优势。
考试政策实行后，其他世职也要读书习儒，才有可能在卫中取得一席之地。如毕旺四世孙毕清，自幼“习举子业”，号晴湖先生，袭祖职，嘉靖三十九年选为北镇抚司佥书，认为“武非文弗耀”，督子孙读书，一人中进士。毕清长子毕光祖袭祖职，“登武科上第”，隆庆时为南镇抚司佥书。毕光祖长子毕德“授经为弟子员”，“亟期以诗书发家”，俨然书香门第。可见，锦衣卫的武人中也出现“文士化”现象。
（三）文臣子孙掌握卫务
“故事，荫叙军职不得管事”，前述宦官弟侄任职皆由特旨，文臣子孙也颇有例外。弘治时，提督辽东军务王翱子、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竚“本卫理事”，兵部尚书余子俊子、指挥佥事余寘提督街道房，这是目前史料所见最早管事的文臣子孙。嘉靖时，孙堪、许玚因父亲在宸濠之乱中殉难而恩荫锦衣卫世职，“俱见任管事”，“特从兵部之请云”。隆庆五年底，锦衣卫堂上缺官，兵部尚书杨博题称，堂官原则上须从世职和武举出身者中遴选，而当时“南北二司见任官内，止有录荫，全无世袭。其录荫一项，节年虽有上堂佥书管事，俱系特恩，原无本部推举事例”，兵部只得将恩荫出身的“傅霖等逐项分别”，全部开列以供圣裁。可见，旧制导致兵部无法正常行使职能，取消势在必行。万历时人沈德符已不清楚此项规定，其取消应该就在隆庆、万历之际。
万历以后，兵部可以名正言顺地推举文臣子孙，锦衣卫堂官、镇抚司官的出身背景于是大变，其中掌卫官的情况详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