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泰龙陈金龙：莫斯科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共合作破裂... - 智学课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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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惨案与国民党对苏联观感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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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派的倒逼与土地革命政策趋于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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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协同且以自下而上方式为主，体现联共（布）领导人在土地革命两种取径上的偏向，尽管在国民党统治下未必现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召开五天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等人发去电报，其中认为，“过一个月或更晚些时候，国民党可能批准没收土地”。也就是说，莫斯科明知国民党在当前不会批准，却依然制定“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的政策，意味着是要先没收土地而后逼迫国民党认可，实质是口号上坚持国共合作，实践上先行土地革命。

四、罗易泄密与国共分裂
莫斯科政策转变后，中共、鲍罗廷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与其立场大相径庭，斯大林等人十分不满。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给鲍罗廷、罗易等人发去更为激进的指示，要求推动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导人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工农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等。中共中央陈独秀、谭平山等人认为指示难以执行，素来主张激进的罗易对此倍感失望，孤注一掷地将希望寄托在其眼中国民党内“唯一的左派”“真正的左派”且与其“推心置腹，毫无保留”的汪精卫身上。随后，罗易将该指示“密示”汪精卫。在国民党对苏联不满程度急剧上升甚至要求取消中共的背景下，莫斯科在指示中提出如此激进主张，显然明白需隐蔽从事。而罗易私自将指示出示给汪精卫，对共产国际而言始料未及。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的决定，原因则是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看了“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措辞，说明莫斯科知道指示内容超出国民党能接受的底线。不过，泄密已成事实，召回于事无补。尤其指示中从下面开展土地革命、改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不仅与武汉国民政府试图将农民运动纳入正轨的努力背道而驰，更坐实帝国主义报刊对苏联赤化武汉的指责。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一条同样让汪精卫等人极为不满乃至有所联想。大革命失败后，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到联共（布）中央这一指示。汪精卫称：第一点是说土地改革，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的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是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从汪精卫说法来看，主要不满在于莫斯科要求农民自己没收土地、指使中共向国民党“渗透”、武装“共产分子”、要求国民党“自己杀自己”。可以说，共产国际此一指示对汪精卫而言，恐怕不过是苏联图谋篡权并唆使中国人民“作残酷的自我牺牲”的又一举措和又一证据。汪精卫遂感觉“严重时期已到”，已至争夺国共合作这条船的“把舵”之时，并随即召集武汉国民党领袖“密议防共之计”。6月5日，鲍罗廷等苏联顾问被武汉中央政治局会议解除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次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9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张发奎等联袂抵郑州，与冯玉祥商议部署“防共”，决定回师武汉以防止“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正当举动”导致的“后方不稳”。19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继续北伐、清党和对付武汉政府等大事”，并在“农村的阶级斗争、对莫斯科关系、对中共态度上达成了一致”。随后，“清党”大幕逐渐拉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中国革命政策的制定，是斯大林等人在蒋介石叛变后应对反对派攻击的无奈之举。政策甫定又现分裂，斯大林派无疑十分被动且为难。为此，虽然莫斯科承认中国革命已“处于危急关头”，但是在土地革命方面主张却毫未收敛，反而更加强硬，不仅批评中共、鲍罗廷，要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改正错误，逆流而上，更直接致电汪精卫，声称“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从根本上看，斯大林等人此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恐怕并非不愿退让，而是在反对派攻击下无法妥协。其后，尽管斯大林等人一再坚持国共合作，甚至直至8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决定给汉口发出电报，要求“使国民党革命化”，并声称“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但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大革命失败的结局覆水难收。
结语
诚然，汪精卫等人分共，与工农运动过火有极大关系，学界对此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值得思考的是，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共便已经在试图规整工农运动过激的情况，与国民党要求相符。国民党对中共及苏联的观感却在5月前后急剧下降。在国共双方协力反对过火的背景下，以工农运动过火解释此种转变并不完美。南京惨案轰动一时，牵涉众多，张作霖曝光文证，坐实事件为苏联煽动，无疑使武汉国民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外临武力威胁和封锁，内有经济危机和工农运动难以节制，内忧外患之下，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将矛头指向苏联及中共也就并不出人意料，由此出发，五月紧急指示导致汪精卫决意分共也就不难理解。莫斯科十分清楚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之间存在矛盾，却依然要求中共在保持国共合作前提下实行土地革命，尤其在武汉形势日趋严峻之时，还反复批判中共、鲍罗廷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妥协退让的行为是“犯罪”。此种国民党愈反感、莫斯科愈激进的矛盾演变路径明显有悖常理，反映出联共（布）党内纷争下理论上的别无选择。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则不可避免地将国共合作推向分裂。
作者简介：杨泰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来源：《民国档案》2021年第1期。注：转自“民国档案杂志”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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