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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韩建业：结合古史传说探索中华文明起源 [打印本页]

作者: fighter 时间: 2021-5-7 10:27
标题: 韩建业：结合古史传说探索中华文明起源
作者：韩建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甲骨文发明以前，中国尚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没有文字记载，中国考古学应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加强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探索“‘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在考古学领域，结合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古史传说展开对证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古史传说史料价值丰富
胡适在1921年提出，“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这一观点激起一批学者怀疑古史，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疑古运动。然而，1928年殷墟的考古发掘，以坚实的证据证明殷墟为商代晚期都邑，确认了《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晚商史为信史，推翻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说法，再度彰显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历史传说的史料价值。此后，学术界逐步推进对晚商以前历史的研究，对古史记载的早商、夏代及“五帝时代”历史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2年，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揭开了探索晚商以前古史的序幕。郑州二里岗遗址所在的“郑州商城”，被认为可能是“仲丁隞都”或者“商汤亳都”，虽然尚未形成定论，但作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则是没有疑问的。1959 年，徐旭生根据文献记载在豫西地区进行“夏墟”调查，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并推测其为商汤“西亳”。1977年，邹衡通过深入分析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材料，提出其应为夏朝都城遗址。时至今日，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观点，已经基本成为定论，夏代晚期历史基本成为信史。二里头文化承继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阶段遗存，也被认为与早期夏文化密切相关。
对“五帝时代”的探索也有重要成果问世。20世纪30年代，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梳理，徐中舒就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50年代，范文澜推测“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族的文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五帝时代”进行考古学探索的学者日益增多，如俞伟超、邹衡、严文明、李伯谦、许顺湛等对三苗、唐尧、东夷、虞舜、炎黄文化的对证研究。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对“五帝时代”历史进行了总体梳理和宏观阐释。在第2卷“远古时代”部分，苏秉琦等认为，仰韶文化后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对应尧舜禹时期，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基本搭建起来以后，考古学家对求证上古史作出的重要贡献。90年代中后期，相关学者进一步论述了仰韶文化前期对应炎黄时期的可能性，还讨论了“禹征三苗”、“稷放丹朱”等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为确定夏文化的年代上限增添了考古学依据。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未涉及五帝以前的“三皇”历史。有关“三皇”的传说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研究古史的学者也讨论不多，考古学上的对证研究基本不涉及这一时期。但如果我们将距今8000年前后浙江省义乌桥头、河南省舞阳贾湖、甘肃省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发现的龟卜象数、刻划“文字”、规矩形骨器、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等，与伏羲、女娲创作八卦、观象制历、别婚立制、鼎定人伦等传说对比，就会发现其间颇多吻合之处。“三皇”的传说也当有真实的历史背景，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揭开谜底。
解码古史传说需要新方法

回顾相关探索历程可知，考古学探索古史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以至“五帝时代”文化，并且注重对都城性质的研究。我们进一步提出两种互有关联的研究方法：一是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结合的“谱系法”；二是文化巨变、聚落巨变与战争、人群迁徙结合的“变迁法”。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天然纽带，一定时期居住在特定自然环境里的人们共同生活、密切交流，可能形成共同的习俗，从而在考古学遗存中表现出相似的文化特征。因此，强调血缘认同的“族”同考古学文化体现的文化特征在理论上存在相互对应的可能。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晚商王朝王畿、四土、周边方国范围，与考古发掘证实的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基本对应。金文和传世文献对西周王畿、诸侯国、周边地区范围的记述，与考古发现划定的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区、文化影响区基本对应。当然，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对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特征及分布范围等也存在不同认识，由此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划分方案，点对点的对应容易出现问题。但如果我们建立了新石器时代以来比较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建立起晚商以前各时期的族属谱系，以谱系对谱系，就如同两张网的对应，一旦基本契合，就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可信的上古史框架。近年分子生物学在考古中的应用使建立晚商以前的基因谱系成为可能。将基因谱系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结合，一定会取得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应注意，基因谱系确定的是人群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的形成不仅基于血缘，更依赖于文化认同，因此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
文化巨变和聚落巨变通常为大规模战争或人群迁徙的结果。这些现象在考古学中比较容易观察到，也是古史传说重点记录的内容。将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古史记载的战争或迁徙事件进行比照，确认关键基点，是验证古史传说真实性的有效方法。文化巨变与记载相互印证的典型例证，是龙山文化前后期之交豫南和江汉地区文化面貌发生的大范围突变—独具特色、兴旺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在短时期内被以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陶器为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近20处城址被毁弃。这很可能是大规模战争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曾提出这是文献记载中“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禹征三苗”一旦确定，就确证了禹、夏、三苗的基本史实，进而确证了“禹征三苗”和夏朝建立的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聚落巨变的代表性例证，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代替陶寺文化，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同时陶寺城址发现了屠杀、毁墓等现象。这可能也是战争所致，我们曾以“稷放丹朱”来对证这一事件。这个关键节点一旦确定，就能够证明后稷、丹朱甚至尧的历史真实性并大致确定相关历史年代。
“三皇五帝”时代历史的考古学对证研究非常具有挑战性。这项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需要对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精准细致的梳理。同时也应注意到，商周距离“三皇五帝”时代已相当久远，商周及以后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免不了传承过程中的错漏虚夸，必须深入辨析、去伪存真。但不可疑古过猛，“走得太远”。如果以“科学”、“严谨”的名义，简单粗暴地抛弃传说史料，指望以民族志的相似性类比或者以其他古代文明的“范式”来“激活”考古材料，恐怕只能得到一些似是而非、教条僵化的推论，难以确切归纳出中华文明的早期特质、理清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能对“三皇五帝”传说听而不闻，或者对有关的考古学探索裹足不前。考古学成果结合古史传说材料，是做好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必经之道，是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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