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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徐涛 | 试析万国商团与五卅运动 [打印本页]
作者: fighter 时间: 2021-5-2 21:15
标题: 徐涛 | 试析万国商团与五卅运动
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1-5-2 21:17 编辑
试析万国商团与五卅运动
徐涛
摘要五卅运动是源发于上海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质的反帝爱国历史大事件。已有研究对工部局及其辖制下的万国商团在五卅运动中的历史认知严重不足。本文试从“敌人”的视角复盘这场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笔者认为，面对五卅运动的挑战，工部局的应对由起初之“颟顸”一步跃至后来之“过激”，与万国商团密切相关。面对内外重重压力，公共租界当局之所以毫不退让，贯彻其强硬政策，最后还能转危为安，常年维系的一支武力强大的万国商团是重要原因。
关键词万国商团；五卅运动；工部局；公共租界
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初为上海一地的华洋冲突，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滥用暴力，排枪射杀无辜示威民众，一时间南京路上血流成河。事件发生后，公共租界当局应对失措，导致一再有流血事件发生，中国人的抗议声浪自上海席卷全国，声震世界，各方力量牵扯其间，互为博弈，致使局势不断升级，影响不断扩大，遂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质的反帝爱国历史大事件。
五卅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国民大革命的蓬勃开展，乃至北伐战争胜利、北洋军阀覆灭有着颇为直接的承续关系，一直是中国革命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五卅运动就被塑造为国民革命的源头事件。国民党借助“五卅”纪念，在宣传过程中大肆攻击共产党，指责其煽动群众、勾结苏俄，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关书写与评价才逐渐回归公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外学界对五卅运动的研究日趋重视，但各国的研究规模和水平并不平衡。五卅运动的研究重心可以说一直在中国大陆，各类史料编纂、研究文汇、专辑合集，以及学术著述车载斗量、层出不穷。但中文学界的五卅运动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以我为主”的问题，工部局及其辖制下的万国商团作为运动对立面上的“他者”，形象较为单一，研究仍十分薄弱。即便是五卅外交领域的相关研究著述之中，执政府与英、美、日、法、意各列强，以及北京公使团与上海领事团等，才是历史书写中争斗较量的主角，工部局常会作为配角“出场”，万国商团因地位再次之，更是不见其“上台”。以故，五卅运动的前人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从万国商团的角度检视这场近代中国史上无比重要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研究却不多见。
本文拟将主客互换，通过比照英国外交部、驻华公使团、驻沪领事团以及工部局的相关文献，结合当时中外报刊相关报道，试从“敌人”的视角复盘这场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希冀还原复杂微妙的角力进程，增加一个理解五卅运动的面向，成一家之言，求教各位方家。
一 戈登时代的万国商团
万国商团脱胎于英伦三岛的“商团运动”（the British Volunteer Movement）。商团属于业余性质的民众自治武装组织，阶级属性（志愿军成分多为中产阶级）不同于民兵和正规军，开端于1794年，最初是因为英国短于兵力应对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战争”（1804—1815）时的危局。随着英帝国的殖民统辖版图不断扩大，其可供支配的军力愈发紧张，而商团组织的普遍存在，填补了这一力量空白，有效地维护了“日不落帝国”的统治。南非、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几乎英人聚集地都有商团这类准军事力量的存在。
上海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为应对小刀会起义所导致的租界危局而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不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此类组织，放诸英帝国的历史叙事框架中，也是其远东地区最早成立的商团武装；其终结于日本军队侵入公共租界之后，近90年间相伴上海城市的近代崛起，历史地位十分显要。
万国商团起步并不顺利，1854年“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后，历经波折，太平天国运动时形同解散，1870年在正式归属工部局管理后，发展才有了坚实支撑，此后日益壮大。在1900年之前，万国商团人数一直保持在二三百人的规模。在义和团运动中，危急之下，万国商团人数首次激增，在这之后约20年中，一直保持在1 000—1 500人的规模。1923年2月，工部局在与万国商团团长曼埃强生（R. Marr Johnson）上校告别时，赞颂他的“功绩”：“在您担任万国商团指挥官期间，在装备、组织、人员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您离任时，竟能使得万国商团达到自1853年组成以来武力最强的状态，工部局感到相当满意，你也一定同样感到满意。这样一支商团是租界社会保护安宁、维持良好秩序的无价财产。一旦不幸发生‘骚乱’或‘暴乱’等情况，它是一支完全信得过、可依赖的武力。”
万国商团与英国政府，尤其是陆军部（War Office）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1902年底，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英国陆军部派常备军军官来充任万国商团团长一职，陆军部批准了这一请求。1903年，来自英军西雷丁团（West Riding Regt.）的华生少校（W. M. Watson）任万国商团团长，标志着英军现役军官充任万国商团司令官的制度从此开始。
戈登（W. F. Loudon Gordon）是英国陆军部自华生之后派来的第7任万国商团团长，官衔为陆军上校。来沪之前，戈登戎马一生，可谓战功卓著。1893年，他加入英国皇家诺福克军团（The Norfolk Regiment）第二营开始服役，一度升任为该营副官。1899年至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South African War）期间，作为英军军官，他参加了在南非针对川斯瓦(Transvaal)共和国、奥兰治（Orange）自由邦的残酷征服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戈登正在英国肯特郡的多佛港（Dover）服役。整个欧战（the Great War）期间，他被整合到英国第11步兵师（11th Division）之中，战斗足迹从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一直到法国境内，因为战功关系获授英国“三等勋章”（C.M.G.）和“杰出服务勋章”（D.S.O.）等荣勋，并晋升为陆军中校。1921年，他作为营长，参加了英军对阿富汗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地区民族起义的持续镇压，随后又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戈登在万国商团服役整整5年（1923—1928），是该武装组织历任团长中任期最长者之一，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团长、陆军中校屠鲁门（T. E. Trueman）与之相当（1915—1920）。戈登率领的万国商团得到了英国军方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寓沪外侨社团等各方认可，为他赢得了“上海大救星”（“The Saviour of Shanghai”）的称呼，以及第三枚勋章——“司令勋章”（C.B.E.）但上海的军旅生涯似乎也透支了他的身体，返回英国后不久，1931年4月戈登即告离世。
戈登时代的万国商团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与戒备状态之中。因为江浙战争爆发，万国商团全团动员，自1924年9月8日至10月24日进入“紧急状态”，各级官兵共计1376人参与了此次出防。1924年，万国商团意大利队得以重新组队；在英籍“甲”队、“乙”队之外，又有一支新的“丙”连队组建成军，成员主要是来自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的寓沪侨民。1924年底，万国商团的规模达到1695人。此外，团长戈登还有一支特别后备分队可供其支配，那就是1921年工部局电气处、电话公司、电车公司，为了保护其管理的财产而分别各自成立的电气队、电话队、电车队。团长戈登仍不满足于现状，为继续提高战斗力，他极力主张万国商团需要任命一名来自正规部队的副官。在1924年底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年度报告结尾处，他提出万国商团规模要达到2000人才能令他满意。
万国商团与英国的密切联结不仅表现在其最高军事指挥官由陆军部直接委派，而且表现在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几乎全部装备皆来自英国政府的“赠送”。早在1885、1886年间，英国政府就曾同意工部局请求，直接馈赠四门野战炮（Battery）；1924年，英国政府又主动送来一联四门山炮（Mountain Artillery），操作的炮兵就由万国商团新成立的“丙”队队员担任。每年春季，英军高层官员，通常为驻扎香港的英军驻华司令官（Commanding H.B.M. Forces in China），会亲赴上海公共租界检阅万国商团。1925年4月28日—5月3日，英军驻华司令卢押（Charles C. Luard）少将在跑马厅检阅万国商团，并撰写年度检阅报告。从中可知万国商团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前已经发展为一支步兵、骑兵、炮兵、机关枪部队、装甲车部队多兵种融合、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卢押少将对万国商团的称职（Efficiency）情形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认为它是上海外侨社区根本利益安全的“极好保证”。
在五卅运动期间，万国商团动员的兵力，不包括留在各自居所值班的后备队员（一般由万国商团退役老兵组成），最高曾达到1 360人。具体军力构成，以1925年12月31日的兵力统计为准，详情参见表1：
表1 万国商团兵力统计（截至19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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